113 年分科測驗公民與社會試題與答案

正解：題幹的「習慣性略過支持措施」使障礙兒童的不參與被看成理所當然；這種社會規範並非中立選擇，而會降低其可參與的機會並限縮自我發展，因此（A）最適切，故選 A。

B：題文指出的是學校規劃時未納入支持措施，不能直接推論核心問題是障礙兒童缺乏人際互動自信或校方未加輔導。

C：是否尊重自主性要先區分選擇是否在可近用的條件下作出。題幹中的不參與受到制度性排除影響，將問題化約為不能強迫參加，沒有回應規範造成的障礙。

D：題文沒有提供學校未設替代選項的資訊；缺乏支持措施可能造成不平等，但不能據此直接斷定選項所述的特定事實。

本題考點：社會規範（social norm）——判斷規範效果時，看哪些行為被視為理所當然、因而排除誰的參與；平等參與（equal participation）——表面的自願缺席若由環境障礙造成，需先檢查支持條件是否被提供。

正解：判準不是比較兩族群的絕對人數，而是各族群「占確診數的百分比」是否與「占總人口的百分比」相稱。圖中邊緣族群的（III）占確診數百分比大於（IV）占總人口百分比，表示其承受的疫情負擔高於人口占比，支持乙觀點所說的社會經濟地位會造成不同影響。因此（D）支持乙觀點，故選 D。

A：比較（I）與（III）是在比較不同族群的數值，沒有以各自人口基數校正，不能判定疫情是否公平。

B：（II）與（III）分屬不同族群與不同指標，不能用它們的大小直接判定某一族群是否遭受不成比例的風險。

C：即使（I）小於（II），也表示優勢族群的確診占比低於其人口占比；這與邊緣族群負擔偏高合看，反而不支持疫情影響公平。

本題考點：比例比較（proportional comparison）——比較群體受影響程度時，要以群體人口占比作基準；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若邊緣族群的疾病或風險占比高於其人口占比，代表影響並非平均分配；統計指標（statistical indicator）——先確認每個數字的分母，避免以不同分母的百分比直接比較。

正解：表1顯示兩類技職大學的高政治參與比例都較一般大學低：公立技職為34.4%，私立技職為24.6%，而低政治參與比例又較高。這是跨公私立皆一致的類型差異，因此可據以提出技職大學強化民主公民養成的規劃，故選 D。

A：公立與私立的差異雖可比較，但表中沒有其他社會條件或政策前後資料，不能把差異推成高等教育未促進政治平等。

B：一般大學與技職大學確有參與度差異，然而「資源分配不均造成」是因果解釋，表1只有相關分布，沒有證據支持原因。

C：若比較同一校型的高政治參與比例，私立一般大學54.2%低於公立一般大學57.7%，私立技職大學24.6%也低於公立技職大學34.4%；但「學費負擔過重造成負面影響」仍是因果解釋，表1沒有測量學費或控制其他因素，不能據此推出。

本題考點：交叉表比較（cross-tabulation）——比較同一指標下各群體的高、中、低比例，才可辨認穩定差異；相關與因果（correlation and causation）——單次調查的群體差異不能直接指定成因；政策意涵（policy implication）——當差異跨不同所有制重複出現，可提出針對該群體的改善方向。

正解：本題問的是已透過施行法納入國內法體系的人權公約如何影響行政決定。公約要求保障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既有預算與權限雖會影響一次能做到的程度，卻不是忽略此目標的理由；（B）由施行法精神出發，要求政府盡量補助使其能自立的必要費用，最為適當，故選 B。

A：預算與權限是行政執行的限制，不是國際人權公約與其施行法完全不適用的理由；兩者應一併納入判斷。

C：政府落實公約義務不以國際專家提出建議為前提，行政機關本就應依國內法秩序推進保障措施。

D：個人自我負責不能排除政府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支持、促進自立生活的積極義務。

本題考點：人權公約國內化（domestication of human-rights treaties）——有施行法的公約內容應成為行政作為的解釋與推動方向；積極權利保障（positive obligation）——判斷社會權案件時，區分政府應朝目標逐步實現的義務，與個案能否主張特定給付的範圍。

正解：關鍵在切結書涉及甲與公司間的工作條件，若甲認為加班約定不當，爭點屬於勞資關係中的權利義務爭議；（D）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機制請求調解，提供了適當的處理途徑，故選 D。

A：切結書如經雙方合意並作為工作條件，原則上可能成為勞動契約內容；是否有效仍須受強制規定與公平性檢驗，不能說必然沒有法律效果。

B：勞動契約可以規範在職時的工作義務，界限在於不得違反強制規定或不當侵害勞工權益，不是一概不得限制。

C：私法自治容許締約與協商，不等於甲不得表示異議或尋求調解；勞動關係同時受到保護勞工的強制規範限制。

本題考點：勞動契約（labor contract）——約定工作條件時，要同時判斷雙方合意與是否牴觸強制保護規範；勞資爭議調解（labor dispute mediation）——對勞動關係的權利義務有爭議時，可先透過調解尋求處理。

正解：衛生福利部的裁罰是行政處分，廠商主張違法時，須先循訴願程序救濟。對中央部會處分提起訴願的上級機關是行政院；（A）先向行政院訴願，遭駁回後再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符合題示的救濟層次，故選 A。

B：此途徑跳過訴願程序，且高等行政法院的一審救濟也不是直接向最高法院或大法庭提起。

C：最高行政法院不是本案提起行政訴訟時的第一審法院，不能在訴願駁回後直接向它起訴。

D：高等法院處理的是普通法院體系的案件；對行政機關裁罰不服，應進入行政救濟與行政法院體系。

本題考點：行政處分（administrative act）——行政機關對特定人民作成具有法律效果的單方決定時，先辨識其是否屬行政處分；行政救濟（administrative remedies）——不服中央機關處分時，依訴願與行政訴訟的法定層級循序尋求救濟。

正解：感言先肯定支持多元族群文化的政策，接著指出許多不同的「我」得以存在，又願意共同成為「我們」。這同時呈現國家政策對族群文化認同與共同國家認同的促成作用；（C）最完整概括兩層意思，故選 C。

A：此項只談多元文化的自由競爭與文化創新，沒有掌握感言中「不同的我」與「成為我們」所指的認同形成。

B：肯認族群文化確能支持創作，但此項只停在創作沃土，未說明政策如何連結多元認同與共同體認同。

D：此項把多元文化與自由民主都概括為仰賴國家政策，因果範圍過大；題幹著重的是政策對文化認同及共同歸屬的影響。

本題考點：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辨識政策是否承認並支持不同族群的文化表達；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當材料同時談差異被承認與共同歸屬時，要判斷兩者如何由公共政策連結。

正解：小艾以學生代表身分進入正式校務決策並擁有表決權，核心是受影響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形成；（B）政府興建焚化爐前舉辦公聽會，讓當地居民在決策前表達意見，最接近此一參與治理精神，故選 B。

A：政府提出公投意見書是提供資訊與法律效果說明，人民沒有因此直接參與機關的決策形成。

C：公開校務資訊屬透明與資訊公開，重點是讓外界取得資料，不是讓利害關係人參與決定。

D：行政首長到議會報告並受質詢屬民意機關監督行政權，與學生或居民以利害關係人身分參與決策不同。

本題考點：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判斷重點是人民或利害關係人是否能在公共決策形成時表達意見或參與；資訊公開（government transparency）——資料可取得不等於已取得參與決策的權力。

正解：甲國常被批評濫權，較符合內閣制下多數黨同時掌握國會與內閣、權力較易集中的情況；乙國常陷入僵局，較符合總統制的行政與立法分立。內閣制中，國家元首公布法令通常由內閣總理副署負責政治責任；（B）因此符合甲國特徵，故選 B。

A：總統否決國會法案是總統制行政與立法互相制衡的典型權限，較應對應乙國而非甲國。

C：內閣閣員由國會議員兼任是內閣制的可能特徵，不是總統制下乙國的必然設計。

D：內閣成員到國會接受質詢反映內閣對國會負責，屬內閣制的責任政治，不應列為乙國的總統制特徵。

本題考點：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判斷時看內閣是否由國會多數支持並對國會負責；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行政與立法分立時，兩部門可能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僵局；副署制度（countersignature）——國家元首的形式行為由內閣首長副署時，政治責任由內閣承擔。

正解：表中的兩項訊息要一起看：33.2% 的村里僅一人參選，47.1% 為二人參選，且當選者有 80.4% 是無黨籍。參選人數多為一至二人，表中可見的政黨競爭訊號也偏弱，最適當的推論是多數村里的投票對象主要不由政黨決定，故選 C。

A：一人參選已占三分之一，不能說各村里普遍競爭激烈；表中也沒有派系資料，無從判定競爭主因是派系。

B：表只列出全體當選人的政黨身分，沒有列二人參選村里的候選人組合，不能推論多由兩大黨對決。

D：村里長與區域立委雖都採單一選區，但村里長當選人以無黨籍為主，顯示其政黨競爭樣態不能直接比附區域立委。

本題考點：選舉資料判讀（electoral data interpretation）——先分清表格統計的是候選人、當選人或選區，才能限定可作的推論；政黨競爭（party competition）——無黨籍比率高可支持政黨連結較弱，不能自行推成派系因果；推論界限（scope of inference）——表中未交叉呈現的變項，不能由總體比例直接補出。

正解：油品供應商定期公告一致售價，是同業協調價格以減少競爭的行為。水泥業者互設監視器查核出貨數量與地點，目的是共同控制產品供應，也屬同業間限制競爭的協調，因此（A）最可能因相同理由違法，故選 A。

B：囤積防疫用品並哄抬價格可能涉及個別業者的價格操縱或不當交易，但題幹沒有顯示同業間共同協議價格或供應量。

C：廣告謊稱取得專利是虛偽不實廣告，問題在資訊欺罔，不是競爭者彼此協調市場行為。

D：地緣戰爭造成油價上漲後，各航空業者調高票價可能是共同成本壓力下的平行反應；沒有同業協議的證據，不能直接等同聯合行為。

本題考點：聯合行為（concerted practice）——同業若共同訂價、限量或分配市場，先判為限制競爭；平行行為（parallel conduct）——業者作出相同調整時，仍要檢查是否有協議或共同控制的證據。

正解：題文比較的是工會密度較高地區的薪資、家庭收入、失業給付、投票率與合法遊行等指標；這些個人與公共生活指標同時較高，最接近（C），故選 C。但材料只支持工會密度與福祉指標相伴，不能單獨證明工會參與必然造成福祉提升。

A：題文只提到投票率較高，沒有指出工會爭取權益會使勞工改變支持哪一個投票對象，推論超出材料。

B：工會的功能是集體協商與維護勞動權益，不以保障生產力較低的勞動者為存在目的；這種說法把工會功能過度限縮。

D：工會可作為勞工反制與集體行動的力量，但題文重點是生活水準、社會參與與自主性，不能直接推成政黨政治必然更蓬勃。

本題考點：工會密度（union density）——從勞工參與比例連結集體協商與社會參與的可能影響；相關與因果——材料呈現指標同時變動時，先寫相伴關係，不把它直接改寫成單向因果；公眾福祉（public welfare）——材料同時呈現勞動條件與公共參與時，判斷效果是否超出個人層次。

正解：專家主張工會不受政黨與資方影響、維持自主性，並不表示工會必須退出政治，而是應以自身勞工訴求影響政黨政策。（A）由工會主動透過勞工運動影響政黨偏好，仍由工會決定目標與方向，最符合此立場，故選 A。

B：舉辦遊行可以是政治參與方式，但是否遊行本身不能保證自主性，也沒有說明如何避免受政黨或資方影響。

C：即使目標一致，接受政黨領導仍把工會的決策主導權交給政黨，與題文要求維持自身自主性相牴觸。

D：壓力團體通常以組織行動影響政策，而非自行提名候選人參選；後者會使組織角色轉向政黨，並非題文所述的工會政治參與方式。

本題考點：工會自主性（union autonomy）——判斷工會政治參與時，看議程與決策是否仍由工會自主掌握；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以影響政策為主而非自行取得選舉職位，據此與政黨區分。

正解：GDP計入的是市場上新生產的最終商品與服務價值。小華購買在地材料花費600元，是透過超級市場完成的市場交易；回家為家人包粽子沒有另外出售，家人認為粽子值3,000元也不是市場交易。因此本題增加的GDP為（A）600元，故選 A。

B：1,400元並非題幹中的一筆市場產出。把自製食物的主觀價值、未實現的收入或其他數字拼入GDP，會把非市場活動誤算為產出。

C：1,600元雖是選項中的數字，但題幹未產生相應的市場最終交易；把非市場家務生產或機會成本混入 GDP，不能作為增加額。

D：3,000元是家人的價值判斷，不是小華對外出售粽子所取得的市場價值；家務性生產通常不納入GDP。

本題考點：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計算時只納入一定期間內市場化的最終商品與服務；非市場生產（non-market production）——家庭自用的烹飪與照顧等活動即使具有使用價值，通常不以估計價值納入GDP；重複計算（double counting）——不能把最終產品價值與其投入成本同時相加。

正解：本題只比較肉粽市場價格對自包誘因的影響。肉粽店家的自動化設備若提高生產效率，會降低每顆肉粽的生產成本，供給增加後市場價格較可能下降；外購變便宜，就會降低小華自行包粽子的誘因。因此（D）最可能減少自包次數，故選 D。

A：加強稽查可提高食品資訊與可追溯性，但題幹沒有指出它會使肉粽價格朝哪個方向改變，無法據此判定自包次數下降。

B：基本工資調高會增加使用人力的肉粽攤販成本，零售價格較可能上升。外購變貴反而會提高自包的相對誘因。

C：進口原料關稅提高會推升相關食材成本，肉粽價格較可能上升，而不是降低外購價格。

本題考點：供給與價格（supply and price）——生產效率提高使供給增加，其他條件不變時均衡價格下降；替代選擇（substitution）——外購商品相對便宜時，家庭自行製作的誘因下降；成本轉嫁（cost pass-through）——工資或原料成本上升常使供給減少並推升售價。

正解：題幹將高齡犯罪連結到貧窮、流落街頭等社會經濟因素，且學者甲明指單靠刑罰有侷限；較合適的方向是由純粹處罰轉向教育與其他社會支持。（C）將吸毒除罪化後改以教育等方式處理，正反映以非刑罰手段回應複雜成因，故選 C。

A：一律判處死刑是以加重刑罰追求威嚇效果，與「刑罰有侷限」的立場相反。

B：讓少年與成年人負相同刑責是擴張處罰範圍，沒有回應犯罪成因的社會條件。

D：行為時無識別能力涉及責任能力與可否歸責；它說明某些行為不成立犯罪責任，並非以替代措施處理高齡犯罪的主張。

本題考點：刑罰目的（purposes of punishment）——材料若指出犯罪成因多元，應分辨懲罰、嚇阻與社會預防何者相符；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當行為改由教育、醫療或社會支持處理時，判準是是否降低刑罰介入；責任能力（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apacity）——無識別能力是能否負責的判斷，不能與刑事政策混為一談。

正解：學者乙指出社會結構偏向維護優勢群體利益，使不利處境者需求被忽略；判準在於表面中性的規則是否暗藏權力與資源的壟斷。（D）看似合理的資源分配仍潛藏機會壟斷與排除，直接說明結構性不平等如何延續，故選 D。

A：能力較弱者在競爭中落於不利，著重個人能力差異，沒有指出制度如何偏向優勢者。

B：市場競爭使能力較佳者更有成就，是以競爭獎勵能力的觀點，與批判既有權力結構的立場不同。

C：確保才能優異者獲得高報酬，仍以能力與報酬相配作為正當性，未處理機會遭壟斷或排除的問題。

本題考點：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判讀弱勢處境時，要區分個人條件與制度分配造成的差異；衝突觀點（conflict perspective）——看到優勢群體藉制度維持資源與機會時，重點在權力關係而非競爭結果；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形式上規則相同，不代表起點與進入機會沒有排除。

正解：公民團體先以社群媒體批判課程，再邀請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因而引發關注並促使主管機關檢視處分；這顯示社會運動能藉公共討論設定議程，即使未直接掌握政策決定權也能產生作用。（C）將引發公眾討論視為一種成效，最符合題文的行動歷程，故選 C。

A：由下而上的行動不表示必須避免與官方互動；題文正寫到團體邀請民意代表共同發聲。

B：社會運動不必以取得執政權力或修改法規為唯一目標，也可能要求行政機關改正既有作法。

D：運用媒體是動員與傳播的策略，不能據此推論社會運動的目標在減少成本或避免街頭行動。

本題考點：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判斷成效時，看它是否讓議題進入公共討論並改變政策議程；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媒體曝光與記者會可使主管機關必須回應原先被忽略的問題；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參與不只投票，也包含倡議、動員與公共監督。

正解：協會的開課資格雖由行政機關管理，但廢止會影響其既有的法律地位；題幹只說機關依行政命令處分，判準是該命令是否有法律明確授權。（C）只有在法律授權下，行政機關才能依命令合法廢止資格，符合限制人民權利須有法律依據的要求，故選 C。

A：信賴保護不是絕對禁止撤銷或廢止；若資格持有人違反法定或授權規範的要件，仍可能依法處分。

B：協會受政府委託不等於其資格不受權利保障，廢止資格仍會改變其可從事教師進修課程的法律地位。

D：法律優位是在下位命令不得牴觸上位法律；本題欠缺的是限制資格的法律授權，應以法律保留原則判斷。

本題考點：法律保留（reservation of law）——行政行為若實質限制人民權利或法律地位，要先確認有無法律授權；法律優位（supremacy of law）——判準是命令是否與法律牴觸，不能與有無授權混用；信賴保護（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授益處分可否變更，須連同違規情形與法律依據判斷。

正解：題幹特別比較平地原住民席次約占 2.7%，高於其人口約占 1.2%；這種保留較高代表性的安排，是為修正少數族群在一般競爭下可能遭遇的代表性不足，使政治參與更接近實質平等。（B）促進原漢族群間的實質平等最能說明此規劃，故選 B。

A：保障個人權利的範圍很廣，不能具體說明為何要依族群身分配置較高席次比例。

C：自決權著重族群決定自身政治地位與內部事務的集體權能，保留立委席次本身主要是代表性保障。

D：無差別對待要求形式上採同一規則；題幹的特別席次正是為補正形式平等可能留下的落差。

本題考點：實質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同一規則會使既有不利持續時，可採差別措施補正結果；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判準是措施是否為提升長期處於不利地位群體的實際參與；參政權（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ights）——代表性不足時，保障席次可回應少數意見難以進入決策的問題。

正解：甲希望由憲法法庭處理參選資格限制，但不能在遭拒登記後跳過通常救濟程序直接取得憲法審查；判準是憲法問題是否在具體訴訟中，由有權提出者認定為裁判所必要。（D）法院審理甲的訴訟時，若法規範的合憲性攸關裁判，即可依程序提出，才能使甲所訴求的途徑實現，故選 D。

A：主管機關拒絕登記後，甲仍須先循通常行政救濟與訴訟程序處理，不能僅以權利受損為由立即聲請。

B：陳情或由立法委員個人代為主張，不能取代憲法審查所要求的法定聲請程序。

C：原住民族提出權益訴求具有政治意義，但族群身分本身不是本題所問具體違憲審查的程序要件。

本題考點：違憲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遇到法律限制基本權時，先分辨是抽象爭議還是具體案件中的憲法問題；司法救濟（judicial remedy）——人民通常須先利用可得的訴訟救濟，不能以政治訴求取代程序；法院聲請（court petition）——法規範是否影響個案裁判，是法院提出憲法問題的關鍵。

正解：嚴重乾旱下保障民生用水具有公共利益，但停灌、休耕與停供特定行業用水也會限制財產與營業活動；比例原則要求手段能達成目的、沒有同樣有效而損害更小的替代方法，且利益衡量不得失衡。（B）同時要求維護公益與避免過度侵害，完整表達這項審查，故選 B。

A：能延長民生用水時間最多只說明手段可能有助於目的，尚未檢驗必要性與整體利益衡量。

C：民生用水重要不表示所有限水方法當然是最小侵害，仍須比較是否有較溫和且有效的替代措施。

D：平等原則容許依用水目的、地區條件等作合理區別，並非要求每人獲得完全相同的用水量。

本題考點：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限制權利時依序檢驗適當性、必要性與狹義比例；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正當目的不能單獨使所有限制當然正當；平等原則（principle of equality）——比較是否有合理差別待遇，而不是只看數量是否一樣。

正解：該學者主張回歸市場機制並提升效率，關鍵在利用價格反映水資源稀缺，使使用者依成本調整需求與用途。（C）允許自來水公司調高水價，符合使用者付費與價格誘因的市場配置邏輯，故選 C。

A：按產值決定供水配額是政府依行政標準分配資源，不是以價格機制引導使用。

B：限制水價並補貼公司會削弱價格反映稀缺程度的作用，與以市場提升效率的主張不同。

D：投資海水淡化可擴大供給，屬政府以公共建設介入的供給政策，並非題幹所說以市場機制配置既有水源。

本題考點：市場機制（market mechanism）——資源稀缺時，價格可傳遞成本與稀缺訊號；使用者付費（user pays principle）——判準是使用量是否由使用者承擔相應成本；資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政府配額、價格管制與公共投資分別是不同的政策工具。

正解：題幹的乾旱同時波及數個縣市，水資源分配與調度會跨越地方界線並牽動整體供應；這類事務需要統一協調以處理跨域影響。（B）水資源分配和調度的屬性較適合由中央決定，最能支持小雨的主張，故選 B。

A：蒐集與研究水資源資訊可以由中央統籌，但不當然是中央專屬職權，也不足以直接推出限水決定必須由中央作成。

C：縣市首長可能受民意影響是政治上的推測，不是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判準。

D：地方政府的政黨差異未必妨礙協調，且政黨組合不是判定事務應由何層級主管的法律理由。

本題考點：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central-local division of powers）——跨區域、需整體調度的事務，判準在協調規模與外部影響；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具在地性且可由單一地方負責的事務，較適合地方決定；跨域治理（cross-jurisdictional governance）——多個行政區共享資源時，不能只用單一地方利益評估。

正解：小國加入 WTO 後須依承諾開放稻米進口，原先可自行維持的糧食政策受到國際規則與全球市場牽動；這正是全球連動加深後，政府未必能單靠國內決定控制環境變局的挑戰。（B）最貼近題文所示的治理限制，故選 B。

A：國際貿易爭議仍包含國家利益與政治協商，不能由題文推論經濟衝突已取代政治競爭。

C：跨國農運組織能施加壓力，但其參與也可能補充監督與倡議功能，不能直接等同於國家治理能力遭削弱。

D：貿易互賴確會增加，也可能使治理需要回應跨國規則與市場；但題文直接呈現的是 WTO 規則限縮國內糧食政策選擇，沒有直接呈現國家治理疆界被重新劃定，因此 B 更貼近材料。

本題考點：全球化（globalization）——判讀治理挑戰時，看跨國規則與市場是否改變國內政策的可選範圍；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主權不等於能不受國際承諾與外部條件影響；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國際組織、國家與跨國團體會共同影響一國的政策環境。

正解：題幹說明小國被要求開放稻米進口，直接的市場效果是國內稻米供給增加；在其他條件相近時，價格容易下滑，生產者的收入與生計便受到衝擊。（C）最能連結開放進口與農民反對的經濟誘因，故選 C。

A：最惠國待遇著重會員間不得任意差別待遇，不能直接推論政府必須取消國內農地休耕補助。

B：開放進口可能引發糧食自給的疑慮，但進口本身增加可得糧食，不能直接推成必然短缺。

D：公平與互惠原則不會當然規定進口肥料必須漲價，該敘述缺少與稻米開放的直接因果。

本題考點：供給與價格（supply and price）——供給增加而需求未同步增加時，判準是市場價格有下跌壓力；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開放進口會使國內生產者面對更多競爭；農民生計（farmers’ livelihood）——判斷受損機制時，要把政策連到價格、收入或生產條件的具體變化。

正解：政府依國際承諾開放農產品進口，未必構成違法行政；但若合法政策為少數農民造成特別且不應由其單獨負擔的損失，應由全體共同承擔。（A）以特別犧牲為理由請求國家補償，最符合這種情形，故選 A。

B：國家賠償須以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並具故意或過失等要件為核心，題文沒有這類事實。

C：政府官員的簽約行為不會當然構成違法執行職務，也不能據此要求官員個人補償。

D：開放進口造成農民競爭壓力，不當然等於侵害生存權；國家賠償亦不能只憑損失存在就成立。

本題考點：損失補償（loss compensation）——合法公權力行使使特定人承受特別犧牲時，判準是是否應由公共負擔分擔；國家賠償（state compensation）——重點在違法公權力行使與損害的關聯；特別犧牲（special sacrifice）——一般社會風險與少數人異常集中承擔的損失，法律評價不同。

正解：助產士原有工作因醫療模式改變、行政規範與健保給付排除而幾近消失，核心是勞動需求隨產業與制度結構改變，既有技能不再被需要。（A）紡織產業外移使國內工作機會減少，同樣屬於結構改變造成的失業，故選 A。

B：疫情導致景氣衰退而裁員，是總體景氣循環造成的循環性失業，不是職業結構長期轉變。

C：薑母鴨在夏季失業來自季節需求變化，屬季節性失業。

D：畢業生暫時媒合不到合適工作，是求職轉換期間的摩擦性失業，與職業需求消失不同。

本題考點：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產業、技術或制度改變使技能與職缺不再相配時成立；循環性失業（cyclical unemployment）——景氣衰退使整體需求下降時判定；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勞工在轉職或初次求職的媒合期間暫時失業。

正解：甲學者提醒立法必須符合民主國與法治國的正當程序，重點不只在試辦成效或立法速度，也在程序是否開放、能否聽取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理由。（B）充分考慮反對者意見，最符合審議與正當程序的要求，故選 B。

A：以秘密程序排除外界與利益團體，會削弱公開討論與受影響者表達意見的機會。

C：試辦結果良好可作為立法資料，卻不能免除討論、審議與程序正當性的要求。

D：只主要考慮助產士權利過於片面，立法還須衡量產婦、醫療人員與公共利益等相關立場。

本題考點：正當程序（due process）——立法與決策要有可參與、可說理的程序，不能只看結果；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判準是不同立場能否提出理由並相互檢驗；法治國（rule of law）——政府追求有效政策時，仍須受程序與權利保障約束。

正解：乙學者並未說助產技術本身較差，而是指出女性占多數的職業常被社會低估；關鍵在專業性的社會評價會受到性別階層化所形塑。（B）直接說明技術專業高低的判斷會受性別社會階層體制影響，故選 B。

A：衡量技術對不同性別的影響，是另一種性別影響評估問題，沒有說明職業為何被低估。

C：將女性描述為僅能從事照顧工作過於絕對，且薪資與職業聲望的結果不能取代題文所問的評價機制。

D：主張男女都可平等參與是規範性的期待，並未解釋女性為主的職業何以被賦予較低專業價值。

本題考點：性別階層化（gender stratification）——職業評價若隨性別權力關係而不同，要看社會制度如何分配聲望；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專業地位不只取決於技術內容，也受制度承認與社會觀感影響；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把照顧工作自然化為女性工作，可能遮蔽其技術與專業價值。

正解：倡議團體希望政府建立助產制度，問題在各種政治參與方法中何者能形成最直接的法定拘束；在題目設定的公投通過門檻下，公投結果要求政府就其決定事項採取行動。（D）因此比遊說、媒體發聲或選舉支持更能拘束政府，故選 D。

A：壓力團體遊說可影響立法討論，但立法機關仍保有是否採納與如何立法的裁量。

B：媒體發聲能形塑公共意見與議程，卻不會直接產生政府必須完成特定制度的法律效果。

C：投票支持候選人是授權代表的方式，當選的立法委員仍不受單一選民要求必須通過特定法案的拘束。

本題考點：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比較途徑時，要分辨影響力與法律拘束力；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公民投票在符合法定要件時，可直接表達對政策或法制事項的決定；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遊說與媒體倡議通常是影響決策者，而非取代正式決定程序。

正解：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受訊問者的防禦空間，也要求國家不能把合理懷疑直接當成有罪；警方只有在具體、合法的事由下，才能限制人身自由或進行強制處分，故選 BC。

B：警方若無足以支持強制處分的合法依據，不能僅憑外觀或證件狀況要求甲承擔不利後果；甲在訊問中也可保持緘默。

C：警察拒絕甲委任律師的要求，可能妨害其取得法律協助與有效防禦的權利。

A：受訊問者原則上有緘默權，並非依法必須回答警察所有問題。

D：無罪推定不禁止警方基於客觀事實形成合理嫌疑；但合理嫌疑不等於有罪，且只有具體、合法的事由才足以支撐強制處分。把警方認定涉嫌直接說成不違反無罪推定，未區分偵查與有罪判決，因此 D 的前提不能成立。

E：犯罪是否成立由法院依法審判，警察無權以自由心證判決甲構成犯罪。

本題考點：緘默權（right to silence）——受訊問者得不自證己罪，不能把不回答當作有罪證明；辯護權（right to counsel）——限制人身自由或進行偵訊時，要保障取得律師協助的機會；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合理嫌疑可支持偵查，但不能取代客觀證據與法定審判。

正解：投入勞動市場所需的交易成本，是為締結、維持或轉換勞動契約而額外付出的金錢、時間與行政程序成本；題幹限制移工轉換雇主，正會提高這類進出市場的成本，故選 AC。

A：進入工作須支付昂貴仲介費，是勞工為取得職缺而必須負擔的金錢交易成本。

C：契約期滿仍要向母國重辦海外工作證，增加延長居留與繼續工作的行政程序成本，與轉換雇主的障礙相似。

B：缺乏通譯會影響司法與安全保障，重點是公共服務可近性，不是就業契約進入或轉換的直接交易成本。

D：逃逸移工不適用基本工資與休假保障，涉及勞動條件與法定保護範圍，不是取得工作時的交易成本。

E：高工時、低薪與救濟困難是勞動剝削及權利落實問題，不能直接等同於投入市場的契約交易成本。

本題考點：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判準是取得資訊、協商、申請或履行契約所額外付出的成本；勞動市場（labor market）——轉換雇主的限制會降低勞工重新媒合與議價的能力；制度性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法令程序若使特定群體負擔不成比例成本，會影響其實際流動性。

正解：移工權益團體特別關切的是警察把移工身分與犯罪連結，並據此進行歧視性執法；有效對策應同時處理刻板印象與執法人員可能受到的錯誤誘因，故選 BE。

B：打破移工與高犯罪率或治安問題的連結迷思，可直接降低以族群標籤取代個別事證的偏見。

E：檢討員警考核方式，可減少為追求績效而以不當盤查鎖定移工的制度誘因。

A：以來源國語言加強宣導有助克服語言障礙，但沒有直接處理警方依身分標籤盤查的偏見。

C：司法案件協助可改善進入程序後的不利處境，較偏向事後救濟，未直接改變歧視性執法的來源。

D：檢討工作剝削與轉換雇主權益很重要，但主要處理勞動關係，與題文特別指出的警察偏見不同。

本題考點：歧視性執法（discriminatory policing）——判準是執法是否以族群身分取代個別客觀事證；刻板印象（stereotyping）——將群體直接連結犯罪，會扭曲風險判斷；制度誘因（institutional incentives）——考核指標若獎勵不當盤查，須連同組織規則一併調整。

正解：審議民主重點在讓受政策影響者與多元利害關係人提出理由、相互討論後形成較周延的方案；移工保障措施尤其不能缺少移工自身的發言位置，故選 CE。

C：廣邀利害關係者共同研議保障措施，提供不同經驗與理由進入討論，符合審議的包容性。

E：邀請移工參與協商對話並擬訂規範，讓直接受歧視性執法影響者參與決策，符合審議民主精神。

A：僅由民意代表協商罰則，不保證受影響移工與多元利害關係人能充分參與，協商本身也不等於審議。

B：公民投票主要彙整投票結果，若欠缺充分討論與理由交換，不能單憑表決就判定為審議民主。

D：只諮詢仲介機構限於單一立場，且增能訓練方案未必直接回應歧視性執法，需要納入更廣泛的相關聲音。

本題考點：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判準是多元利害關係人能否以理由參與公共決策；利害關係人參與（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直接受政策影響者的經驗應納入方案形成；多數決（majoritarian decision-making）——表決可作決定，但不會自動提供審議所需的討論品質。

正解：關鍵在店家宣稱「天然原料」卻被證實使用化學香料，事件改變的是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與可信度的評價。在標價未變的情況下，（A）消費者願付價格下降，消費者剩餘隨之縮小，原先願意排隊購買的人減少，故選 A。

B：利潤是廠商的收益扣除成本，不能直接決定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本題的變化來自不實宣稱曝光。

C：生產成本下降會影響供給與廠商利潤，沒有說明消費者為何不再排隊，也不會使其願付價格改變。

D：排隊人潮消散後等待時間通常降低；題幹沒有顯示時間成本上升，且最直接的線索是消費者對天然訴求的信賴下降。

本題考點：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在其他條件相同下，以願付價格減去實際支付價格判斷購買意願的變化；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商品宣稱失實被揭露時，消費者對品質的評價可下降，進而改變需求。

正解：店主主張受損的是隱私權，屬人格權（personality right），左欄應勾選「原則上不能經由繼承取得」。人格權以個人尊嚴與私領域為保護核心，原則上隨本人而存滅，不是只能向契約相對人主張的債權，也不是受侵害後只能請求慰撫金。網友支持小恩錄音的兩項法律理由是：小恩為談話之一方，且錄音是為維護消費者權益、非出於不法目的；右欄可濃縮為「談話一方錄音；維護消費者權益，非不法目的」。

本題考點：人格權（personality right）——看到隱私、名譽、姓名或身體自主等個人專屬利益時，先與可繼承的財產權區分；消費者知的權利（right to know）——商品資訊不實且影響交易選擇時，可用消費者取得正確資訊的利益分析；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權利衝突時，判斷行為是否涉及不特定消費者與公共監督，而非只看私人衝突。

正解：判準在政府補助後，業者為了滿足觀光客而改用更細的漁網，連小魚也被捕撈。這會把漁源耗竭的代價轉嫁給未參與交易的其他人與未來使用者；（C）正是補貼刺激活動供給，卻增加外部成本的情形，故選 C。

A：題幹沒有指出業者收益下降而減少生產；保育問題在於漁獲活動過多造成共同資源損失，不是誘因不足。

B：外部成本通常造成私人成本被低估而活動過度，並非因此生產不足；本題也不是政府要增加捕撈的情境。

D：補貼會降低業者的成本或提高其從事活動的誘因，不能由題幹推得活動價格上漲；過度捕撈的主因是細網捕撈造成的外部成本。

本題考點：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交易行為把損害加諸第三人或共同資源時，私人成本低於社會成本，容易導致過度生產；補貼（subsidy）——判斷補貼效果時，要同時看它增加的活動量是否擴大外部效果。

正解：關鍵在1954至1956年間圖示的經濟成長走弱，而市場利率若視為政策利率則同步被調低。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屬寬鬆貨幣方向，可降低廠商借款成本、鼓勵投資，以防景氣下滑演變為衰退。因此最合理的目標是（A）預防經濟衰退，刺激廠商投資，故選 A。

B：寬鬆貨幣政策雖會降低利率，卻會降低儲蓄報酬率，不能說其目的是增加個人儲蓄。

C：景氣走弱時的降息主要是刺激需求，不是以控制通貨膨脹為目標；控制通膨通常需要較緊縮的方向。

D：緊縮貨幣政策通常提高利率並抑制投資與消費，和圖示期間以降息支撐景氣的作法相反。

本題考點：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景氣衰退風險升高時，降息可降低借款成本並刺激投資；寬鬆與緊縮（expansionary vs contractionary policy）——降息偏寬鬆、升息偏緊縮，先由利率方向判斷政策立場；政策目標（policy objective）——抑制通膨與防止衰退的利率方向通常相反。

正解：本題要把景氣帶動廠商投資需求的效果，與其他改變利率的因素分開。應勾選1952–1954；此段經濟成長率下降，市場利率卻上升。若只由景氣影響投資，成長走弱應使可貸資金需求減少並使利率下降；因此，成長走弱所對應的可貸資金需求減少，不能解釋圖示的利率上升。中欄可寫「成長下降、利率上升」，右欄可寫「可貸資金需求減少」。

本題考點：可貸資金市場（loanable funds market）——投資需求增加使利率上升、需求減少使利率下降，先依需求移動判讀基本方向；資金供給（supply of loanable funds）——在需求方向無法解釋利率時，再檢查儲蓄、貨幣政策等因素是否使供給增加或減少；因果條件（causal condition）——觀察到兩個指標同時變動時，不能省略其他可能改變市場均衡的變因。

正解：三份資料共同圍繞中國的經貿連結、外交安全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影響周邊國家的策略與國際秩序。資料一提供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背景，資料二以安全威脅與經濟依賴分析鄰國策略，資料三則用貿易、領土爭端與陣營親近程度比較國家。因此（D）中國經貿和外交關係與國際秩序的關連最能同時涵蓋三者，故選 D。

A：只聚焦中、美兩國的國力比較，無法涵蓋鄰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威脅感受與策略選擇。

B：資料沒有以中、美經濟對抗作為核心，也不是只討論兩強之間的政治結盟；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才是資料二、三的主要分析單位。

C：中國威脅可解釋部分安全面向，但題組還明確納入經濟依賴與貿易關係，故主題範圍較窄。

本題考點：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整合多份資料時，先找各資料重複出現的行為者、關係與結果；安全與經濟相互依賴（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國家對強鄰的策略常同時受威脅感與貿易依賴影響；主題概括（thematic synthesis）——正確主題需涵蓋全部資料的共同範圍，而非只抓其中一份最醒目的內容。

正解：判準先看題文所說的安全威脅，再用表3定位經濟依賴。甲與中國有領陸或領海爭端，安全威脅高；又是中國雙邊貿易主要伙伴，經濟依賴高，因此位於 I 象限。進一步看甲親近美國和西方國家程度高，最具與中國對手結盟而採抗衡策略的條件；右欄可串連有領陸或領海爭端、親近美國和西方國家陣營程度高，故選甲國、I 象限。

本題考點：抗衡策略（balancing）——先以強鄰造成的安全威脅判斷是否有結盟抗衡誘因，威脅越高誘因越強；經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以是否為主要貿易伙伴定位依賴高低，不能單由軍力或外交親近程度取代；四象限判讀（quadrant analysis）——縱軸為安全威脅、橫軸為經濟依賴，兩項分別定位後再交叉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