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臨床心理師臨床心理學特論（一）試題與答案

正解：判準是各人格障礙症與衝動性自殺行為的關聯強度——邊緣型人格障礙症（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以情緒調節不穩定、衝動控制差為核心特徵，處於極端情緒痛苦時常出現未經考慮後果的衝動性自殺或自傷行為，故選 D。

A：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的衝動性多指向攻擊他人與違反規範的行為，因同樣以「衝動控制差」為特徵而容易與正解混淆，實際上自傷自殺並非其核心特徵，與題幹描述的自殺傾向不符。 B：思覺失調型人格障礙症（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核心特徵是知覺扭曲、古怪信念與社交疏離，並非以情緒痛苦下的衝動自殺為特徵。 C：做作型人格障礙症（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核心特徵是過度情緒化與尋求關注，雖可能有自傷姿態作為引起注意的手段，但其衝動自殺的嚴重度與核心機制不同於邊緣型的情緒失調驅動。

本題考點：人格障礙症與自殺風險的對應——邊緣型人格障礙症的情緒不穩定與衝動控制差是極端痛苦下衝動自殺的核心風險組合；反社會型的衝動指向他人、思覺失調型指向知覺扭曲、做作型指向尋求關注，三者的核心症狀皆不以自傷自殺為主軸。

正解：判準是脆弱性傾向（vulnerability）與急性誘發因子（acute precipitant）的區分——Rudd 等人（2004）所指的脆弱性傾向屬長期、傾向性的背景因素，近期壓力事件屬短期、當下觸發自殺行為的急性誘發因子，性質不同，並非其建議考慮的脆弱性項目，故選 C。

A：過去精神病史屬長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會持續影響個人因應壓力與痛苦的能力，符合脆弱性傾向的定義，故非答案。 B：先前自殺病史是預測未來自殺行為的重要長期指標，同屬脆弱性傾向的一環，故非答案。 D：受虐歷史（身體、性、情緒）是童年或早期的長期創傷經驗，看起來像是一次性的過去事件而容易與「近期壓力事件」混淆，實際上其影響會持續作用於個人的情緒調節與因應能力，屬長期脆弱性因子，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自殺風險評估中脆弱性傾向與急性誘發因子的區分——過去精神病史、先前自殺病史、受虐歷史都屬長期、傾向性的背景因素；近期壓力事件屬當下觸發的急性因子，兩類因子在自殺風險評估中分屬不同層次，評估時須分開考量。

正解：判準是涂爾幹（Durkheim）自殺社會學分類中「社會整合程度」與自殺型態的對應——利己性自殺（egoistic suicide）源於社會整合程度過低，個人與群體的連結薄弱，容易伴隨人際孤立的現象，選項 A 雖以「為了個人利益」措辭不夠精確，但其後段點出的「人際孤立」正確對應到利己性自殺的成因，故選 A。

B：利他性自殺（altruistic suicide）的成因與利己性相反，源於社會整合程度過高，個人為群體利益或規範而犧牲自我，並非「個人比較不被重視」，選項把成因寫反，也並非西方世界常見型態，而多見於強調集體規範、群體凝聚力高的社會，容易因「利他」字面帶有正向意涵而誤判方向。 C：脫序性自殺（anomic suicide）源於社會規範崩解、社會急遽變動使個人失去行為依循的規範框架，並非「將社會需要及興趣為優先、相當自私」，選項把脫序性與利己性的成因對調了。 D：重大社會事件（如經濟劇烈變動、戰爭、社會動盪）會改變社會整合與規範穩定的程度，進而影響自殺率的上升或下降，並非不會影響，這項敘述與涂爾幹理論的核心主張相反。

本題考點：涂爾幹自殺社會學分類——利己性自殺對應社會整合過低與人際孤立、利他性自殺對應社會整合過高的自我犧牲、脫序性自殺對應社會規範崩解；三種型態的成因常在選項中被對調測驗，且重大社會事件會透過改變整合與規範程度影響自殺率。

正解：本題問的是何者不屬於自殺迷思——迷思是與實證研究不符的錯誤信念，C 稱「多數自殺死亡者在自殺前會表達其自殺意圖」，這其實是研究支持的事實，多數自殺死亡者事前確實會以言語或行為釋出警訊，並非迷思，故選 C。

A：「自殺沒有預警」是常見的錯誤信念，事實上多數自殺行為之前都存在可辨識的警訊，屬迷思，故非答案。 B：「自殺獲救的人仍想要死」是常見的錯誤信念，看起來像是臨床上偶爾可見的案例而容易被誤判為事實，實際上多數自殺獲救者對於自殺這個決定會感到猶豫或矛盾，並不必然持續想死，屬迷思，故非答案。 D：「以低致死性的方式企圖自殺是不嚴重的」是常見的錯誤信念，任何自殺企圖都應被視為需要嚴肅評估與介入的警訊，不應以致死性高低判斷其嚴重程度，屬迷思，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自殺迷思與事實的區分——「無預警」「獲救者仍想死」「低致死方式不嚴重」皆屬常見錯誤信念；「多數自殺死亡者事前會表達意圖」則是研究支持的事實，辨識時須留意迷思與事實在敘述上可能高度相似，需依實證研究內容判斷。

正解：Shneidman（1998）以 psychache 一詞描述當事人主觀感受到「難以忍受的心理痛苦」，並主張這種痛苦（而非診斷分類本身）才是驅動自殺行為的核心動因，故選 C（psychological pain）。

A：psychopathology 指精神病理學或病理狀態的泛稱，涵蓋各類精神疾病症狀分類，與 psychache 強調的主觀痛苦體驗屬不同層次，字首形似易與 psychache 混淆。

B：psychosis 指精神病性症狀（如幻覺、妄想等現實感喪失），是特定臨床症候群的描述，與 psychache 所指涉的心理痛楚並非同一概念。

D：psychocentric 並非 Shneidman 用以定義自殺動因的術語，在選項中僅作為干擾用字，不具備 psychache 所強調的痛苦核心意涵。

本題考點：Shneidman 的自殺心理學——psychache（心理痛苦）為其理論核心，判準在於分辨「主觀痛苦體驗」與「病理分類（psychopathology）」「症狀描述（psychosis）」的層次差異，不可混為一談。

正解：本題問的是 DSM 診斷系統對 treatment-emergent suicidality（治療引發自殺性）的界定——判準在於觀察指標鎖定病患在「想法」與「行為」兩個面向的明顯轉變（如新增自殺意念、出現自傷準備行為），故選 C。

A：環境與認知——治療引發自殺性關注的是病患本身狀態的變化，環境並非 DSM 界定的觀察面向，與題目要求不符。

B：情緒與生理——情緒起伏與生理反應雖可能伴隨用藥後出現，但並非此一概念鎖定觀察的兩個核心面向。

D：認知與情緒——這是最強誘答，因「認知」與「想法」語意相近；分辨關鍵在於 DSM 取向具體指的是「想法」與「行為」的組合，而非認知與情緒的組合。

本題考點：treatment-emergent suicidality 的觀察指標——判準是「想法與行為」兩面向的明顯變化，不可與情緒、認知、環境等相近但非本概念指定的面向混淆。

正解：本題問「何者錯誤」，判準是逐一核對各敘述與 Rudd 等人（2004）治療成分及層次工作單的對應層次是否相符。B 稱「技巧建立成分中，技巧習得屬於層次二」與原架構不符——技巧習得（skill acquisition）應是技巧建立成分中最先展開的工作，屬層次一，其後才依序進到技巧強化、類化等更高層次，故 B 之敘述有誤，為應選項。

A：症狀管理成分中，症狀穩定屬於層次一——症狀穩定是危機處遇初期最優先處理的目標，安排在層次一與治療架構相符，此敘述正確，非答案。

C：症狀管理成分中，症狀應用屬於層次三——症狀管理的技巧要能類化到日常情境並持續應用，屬較後段、較高層次的任務，列在層次三與架構相符，此敘述正確，非答案。

D：技巧建立成分中，技巧類化屬於層次三——技巧類化（將所學技巧應用到不同情境）是技巧建立的最終階段，列在層次三與架構相符，此敘述正確，非答案。

本題考點：Rudd 等人（2004）治療成分及層次工作單——判準是掌握症狀管理與技巧建立兩成分各自從層次一到層次三的遞進順序（穩定／習得 → 強化 → 應用／類化），技巧習得屬起始層次（層次一）是本題最易記錯之處。

正解：關鍵在區分靜態變項（固定不變的過去事實）與動態變項（可隨介入或時間改變的狀態）——Rudd 等學者（2004）建議的動態變項聚焦於當下仍可變動的心理歷程，認知僵化（cognitive rigidity，思考缺乏彈性、難以產生替代解方）正屬此類可透過治療改變的因素，故選 C。

A：年齡是既定的人口學特徵，不會因介入而改變，屬靜態變項而非動態變項。

B：自殺行為史記錄的是過去已發生的事件，一旦發生便無法更動，屬靜態變項，是最易與動態變項混淆的一項，因其確實是重要的自殺風險預測因子，但預測力強不等於可變動。

D：受虐史同樣是過去已發生、無法改變的經歷，屬靜態變項而非動態變項。

本題考點：自殺風險預測變項的靜態與動態之分——動態變項指可隨治療介入改變的當下心理狀態（如認知僵化），靜態變項指已定型的過去事實或人口學特徵（年齡、行為史、受虐史），兩者皆具預測力但性質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正解：本題問的是評估「案主所需之諮詢、精神科或其他檢查」在 Rudd 等人（2004）初始評估晤談四大目標類別中的歸屬，判準在於區分「評估風險本身」與「安排轉介與檢查」這兩件不同的工作，後者屬「諮詢與心理測驗」類別，故選 D。

A：風險評估聚焦於直接測量自殺意念、計畫、致命性等危險程度本身，是最強誘答，因為安排精神科檢查看似也與評估風險相關；分辨關鍵在於風險評估做的是「判斷危險程度」，而轉介諮詢與檢查做的是「取得額外專業意見與測驗資料」，兩者屬不同類別。

B：治療概念化與同意書處理的是形成治療架構與取得知後同意，與安排諮詢或檢查的性質不同。

C：治療關係著重於建立與維繫晤談中的合作與信任，並非安排外部檢查或轉介的工作範疇。

本題考點：Rudd 等人（2004）初始評估晤談四大目標的分類判準——風險評估看危險程度本身，諮詢與心理測驗看轉介外部專業意見與檢查，治療概念化與同意書看治療架構的建立，治療關係看晤談中的合作基礎，四者工作內容不可互相取代。

正解：關鍵在區分「直接指標」（直接測量自殺意念或行為本身的特性）與「間接指標」（透過相關但非自殺本身的心理狀態間接反映風險）。無望感分數（hopelessness）測量的是對未來的悲觀信念，並非直接測量自殺意念或行為，屬間接指標，故選 A。

B：自殺意念發生頻率直接測量自殺意念本身出現的次數，屬直接指標而非間接指標。

C：自殺嘗試致命程度評估直接測量自殺行為的危險程度，屬直接指標而非間接指標。

D：自殺想法持續時間同樣直接測量自殺意念的時間特性，屬直接指標而非間接指標。

本題考點：自殺功能基準線的直接與間接指標之分——凡直接測量自殺意念或行為本身的頻率、持續時間、致命程度者皆屬直接指標；凡透過相關但非自殺本身的心理狀態（如無望感）間接反映風險者屬間接指標，判準在於測量對象是不是自殺意念或行為本身。

正解：Howitt（2018）整理的評估犯罪率（levels of crime）標準資料來源包括警方紀錄、法院統計與犯罪被害者調查三者，「一般民眾普查」並非其中之一，故不包含者為 B。

A：警方查緝的資料是官方犯罪統計最主要的來源之一，屬評估犯罪率的標準資料來源。

C：法庭處理案件統計數反映經司法程序確認的案件數量，同樣是評估犯罪率的標準來源之一。

D：犯罪被害者之調查是最強誘答，看似與「普查」相近；分辨關鍵在於被害者調查是針對犯罪經驗的抽樣調查，用以補足官方紀錄未能呈現的犯罪黑數，本身就是評估犯罪率的標準來源，並非不包含的一項。

本題考點：評估犯罪率的三大標準資料來源——警方紀錄、法院統計、犯罪被害者調查各自捕捉不同階段的犯罪資訊，彼此互補以呈現官方紀錄之外的犯罪黑數；一般民眾普查並非其中的標準來源，需與被害者調查（一種抽樣調查而非全面普查）區辨清楚。

正解：本題問的是「較不可能」屬於有效選擇性預防方案的特性，判準是核對各敘述是否符合 Bartol and Bartol（2021）整理的有效介入原則。有效方案講求足夠的強度與持續性，密集且結構化的介入方式效果較佳；D 稱「施行頻率以分散介入的效果最佳」與此原則相違，較不可能是有效方案的特性，故選 D。

A：同時針對兩個或更多風險因子進行介入——多因子介入符合有效方案應同時處理多重風險來源的原則，此敘述符合學理，非答案。

B：儘可能在青少年期之前開始實施介入——及早介入是有效預防方案的核心要素之一，越早處理風險因子越能降低後續發展成犯罪行為的機率，此敘述符合學理，非答案，也是最強誘答，因為「及早」看似與「較不可能」的敘述性質相近，容易誤判為不符學理者。

C：需在不受到其他會影響注意力的時段施行——確保介入時個案能專注參與，是維持介入品質與成效的必要條件，此敘述符合學理，非答案。

本題考點：青少年犯罪有效選擇性預防方案的特性判準——多因子同時介入、及早開始、確保專注參與、且具足夠強度與密集度而非分散施行，分散介入削弱強度與持續性，是與有效方案原則相違的一項。

正解：一級（初級）預防指發生在「用藥行為之前」的教育宣導與環境營造，二級預防則已進入篩檢辨識疑似或高風險個案的階段——判準在於區分這兩個層次，而不是有沒有鎖定風險因子。D 運用「校園學生使用毒品篩檢量表」篩選高關懷對象，性質是篩檢辨識高風險個案，屬二級預防的作為，故不屬於一級預防者為 D。

A：辦理育樂活動、鼓勵學生從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屬營造保護因子的一級預防，此敘述符合一級預防定位，非答案。

B：加強查緝在外遊蕩、涉足網咖電玩等場所的學生並列為高危險群對象，屬環境防範層次的一級預防作為，尚未進入篩檢辨識疑似個案的階段，此敘述符合一級預防定位，非答案。

C：加強訪談對藥物濫用有高正向預期或低負向預期的學生，是針對認知與態度風險因子、在尚未用藥前進行的一級預防，此敘述符合一級預防定位，非答案。

本題考點：教育部三級預防計畫中一級與二級預防的分界判準——不在於是否鎖定風險因子（A、B、C 皆針對風險因子仍屬一級），而在於是否已進入「以篩檢工具辨識疑似或高風險個案」的層次；一旦動用篩檢量表鎖定高關懷對象，即屬二級預防。

正解：尿液篩檢陽性個案應循春暉小組輔導、校安中心列管與轉介戒治機構等機制處理，涉及相關法規時，符合要件者本應依法通報警政或司法體系——D 稱「警察單位或司法機關皆不得涉入處理」，違反此一法定通報與司法介入機制，並非一味排除警察或司法涉入即可規避留案紀錄，故最不適當者為 D。

A：由學校召集導師、輔導老師、學務人員、軍訓教官、家長等組成春暉小組進行輔導，是三級預防計畫中陽性個案標準的校內輔導機制，此作法符合規定，非答案，也是最強誘答，因其看似與司法排除選項同屬「校內先處理」的邏輯，分辨關鍵在於組春暉小組是額外增加的輔導資源，並不排除法定通報與司法介入的義務。

B：個案通報校安中心列管，期間每週或連續假日後實施快速試劑篩檢，是計畫規定的追蹤機制，此作法符合規定，非答案。

C：經輔導 3 個月後若仍未戒除，學校連同家長將個案轉介至衛生福利部指定的藥癮戒治機構，是計畫規定中對輔導未見成效個案的後續轉介機制，此作法符合規定，非答案。

本題考點：三級預防計畫中陽性個案處置的判準——春暉小組輔導、校安中心列管追蹤、轉介戒治機構皆屬計畫規定的正當作為，唯獨排除警察與司法機關的介入是違反法定通報義務的錯誤作法，法定介入與校內輔導機制並行不悖，不可為避免留案而排除司法程序。

正解：Gershon、Barocas、Canton、Li 與 Vlahov（2009）提出的員警壓力模式含知覺工作壓力、壓力因應歷程與負向身心反應三者，並未將「個人素質」列為模式中的因素，故不包括者為 D。

A：知覺工作壓力是該模式中作為壓力來源的起始要素，屬模式所包含的因素。

B：壓力因應歷程是連接壓力知覺與後續身心反應的中介環節，屬模式所包含的因素，是最強誘答，因「因應」看似與「素質」性質相近皆屬個人層面的心理歷程；分辨關鍵在於因應歷程是該模式明確列出的動態中介變項，而個人素質並未被模式納入。

C：負向的身心反應是該模式中壓力歷程的結果變項，屬模式所包含的因素。

本題考點：Gershon 等人（2009）員警壓力模式的構成要素——知覺工作壓力、壓力因應歷程、負向身心反應三者依序構成該模式的核心路徑，個人素質並非模式列出的因素，不可與壓力因應歷程等中介變項混淆。

正解：判準是找出再犯預防模式（relapse prevention, RP）應用於性侵害加害者治療時「最主要」的限制。RP 聚焦於避免高風險情境與因應風險因子，相對缺乏教導個案建立正向適應生活的方法與技巧，這也是後續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興起以彌補此一缺口的主因，故最主要限制為 A。

B：過於強調風險因子之因應——這是最強誘答，因其也是對 RP 常見的批評之一；分辨關鍵在於題目要的是「最主要」限制，強調風險因子因應本身是 RP 的設計取向而非其最核心的療效限制，缺乏正向技巧的教導才是催生 GLM 的關鍵原因。

C：在治療過程中較未能同理個案——同理心不足並非 RP 模式本身結構性設計上的限制，而是治療者執行層面的問題，與模式限制的性質不同。

D：無法有效地提升個案的改變動機——改變動機的提升並非 RP 模式聚焦的核心問題，也非文獻中指出的最主要限制。

本題考點：再犯預防模式（RP）的核心限制——RP 著重風險因子的辨識與因應，相對缺乏教導個案正向適應生活方法與技巧的成分，此一缺口正是好生活模式（GLM）取向興起的主要原因，判準在於分辨「模式設計取向」與「模式最主要限制」兩者不同。

正解：關鍵在核對 Hare（2003）對心理病態（Psychopathy）與反社會人格疾患（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PD）的定義區辨。Psychopathy 強調的是情感冷漠、缺乏同理、人際操弄等一組情感與人際特質，並非單純以外顯違法行為界定，故 B 正確。

A：兩者為相同的犯罪人格概念——這是最強誘答，因兩者常在臨床與司法脈絡中並提且高度重疊；分辨關鍵在於 Psychopathy 是以情感與人際特質為核心的建構，APD 則主要依據外顯的反社會行為模式診斷，兩者判準不同，並非相同概念。

C：APD 展現更多的暴力犯罪傾向——兩者在暴力犯罪傾向上的比較並無穩定證據支持 APD 者傾向更高於 Psychopathy 者，此敘述與文獻不符。

D：多數的 Psychopathy 是犯罪人——多數符合 Psychopathy 特質者未必進入司法體系成為犯罪人，此特質也可能以非犯罪形式存在於一般人群或特定職業族群中，此敘述與文獻不符。

本題考點：Psychopathy 與 APD 的判準差異——Psychopathy 以情感與人際特質（冷漠無情、操弄性）為核心，APD 以外顯反社會行為模式為診斷依據；兩者高度相關但非相同概念，多數 APD 者不必然符合 Psychopathy 的特質判準。

正解：關鍵在核對 Andrews 與 Bonta（2017）整理的犯罪中央八大危險因子（central eight）清單，親犯罪態度（procriminal attitude）是其中明列的因子之一，故選 B。

A：Traumatic feeling（創傷感受）並非中央八大因子所列的項目，屬其他心理困擾範疇，不在八大因子之列。

C：Life stress（生活壓力）與犯罪有一定關聯，但並非中央八大因子中的核心項目，屬次要、關聯性較弱的因子，是誘答之一，容易因與犯罪風險有關而誤選。

D：Personal/emotional distress（個人／情緒困擾）同屬與再犯關聯較弱的次要因子，並未列於中央八大因子之中。

本題考點：Andrews 與 Bonta 犯罪中央八大危險因子（central eight）——親犯罪態度、反社會同儕、反社會人格模式等屬核心強效因子，生活壓力、個人情緒困擾等屬關聯較弱的次要因子，判準在於區分核心與次要因子清單的歸屬，而非泛指與犯罪相關的所有心理狀態。

正解：判準是掌握再犯預防模式（relapse prevention, RP）的定位——RP 源自成癮治療領域，核心作用在於「維持」治療已取得的改變成效、預防故態復萌，故選 A。

B：減緩潛抑的性驅力——這是精神分析取向對性偏差行為成因的解釋概念，並非 RP 模式的介入作用。

C：提升自我調節（self-regulatory）的能力——自我調節能力的提升是介入過程中可能運用的技巧成分之一，但並非 RP 模式本身被界定的主要作用。

D：協助建立良好的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這是最強誘答，因 GLM 常與 RP 相提並論作為性侵害處遇的兩大取向；分辨關鍵在於 GLM 強調的是協助個案建立正向、有意義的生活模式作為目標，而 RP 定位在「維持」治療改變、預防復發，兩者取向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本題考點：性侵害再犯預防模式（RP）的定位——源自成癮治療、核心作用是維持已取得的治療改變並預防故態復萌，須與強調建立正向生活模式的好生活模式（GLM）區辨清楚，兩者是性侵害處遇領域中定位不同的兩大取向。

正解：反社會態度是可經治療或教育介入而調整的心理狀態，屬動態（dynamic）因素——動態因素指可透過介入改變者，靜態（static）因素則指已定型、無法更動的過去事實或背景，故選 C。

A：社會階層是既定的社經地位背景，不會因介入而改變，屬靜態因素而非動態因素。

B：犯罪次數是已發生、無法更動的過去事實紀錄，屬靜態因素，是最強誘答，因其確實與再犯風險高度相關，但預測力強不等於可經介入改變。

D：被害的對象是描述過往犯罪事件的既定事實，屬靜態因素而非動態因素。

本題考點：靜態與動態危險因素的判準——動態因素指可透過介入改變的心理或行為狀態（如反社會態度），靜態因素指已定型、無法更動的過去事實或人口背景（社會階層、犯罪次數、被害對象），兩者皆具風險預測力但性質不同，不可混淆。

正解：本題問的是 Moffitt（2005）提出的生物系統與環境因子交互作用所產生行為指標（behavioral marker）清單中不包括的項目。常見指標包含感官知覺追求（sensation-seeking）、情緒性（emotionality）與低自我控制等氣質性面向，「不合理性」並非其中所列的項目，故不包括者為 C。

A：感官知覺追求是該行為指標清單中明列的氣質性項目，屬包含在內的因素。

B：情緒性同屬該清單中明列的氣質性面向，屬包含在內的因素。

D：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是該行為指標清單中核心的氣質性項目，是最強誘答，因其在犯罪學文獻中極常被提及，容易誤以為是不包含者；但它正是 Moffitt 清單中明列的因素，反而屬包含在內。

本題考點：Moffitt（2005）生物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行為指標——感官知覺追求、情緒性、低自我控制皆屬其列出的氣質性面向，「不合理性」並非其中的項目，判準在於逐項核對清單內容而非依「聽起來合理」判斷是否包含。

正解：性侵害加害者處遇常用的整合治療計畫中，再犯預防治療（relapse prevention program, RP）與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是臨床實務上最主流的整合搭配，即③④，故選 B。

A：①②為問題解決導向治療（solution-oriented therapy）與敘事取向治療（narrative approach）的組合，兩者皆非性侵害加害者處遇的主流整合方案，此組合不成立。

C：①③含①問題解決導向治療，該取向並非性侵害加害者處遇的主流整合方案，僅③再犯預防治療成立，此組合不成立，是誘答之一，因③本身正確容易連帶誤選整個組合。

D：②③含②敘事取向治療，該取向同樣非性侵害加害者處遇的主流整合方案，僅③再犯預防治療成立，此組合不成立，是最強誘答，理由同 C。

本題考點：性侵害加害者處遇的主流整合治療計畫——再犯預防治療（RP）結合認知行為治療（CBT）是臨床上常用的整合搭配，問題解決導向治療與敘事取向治療並非此領域的主流整合方案，判準在於逐一核對組合中的每個子敘述是否皆屬主流取向，而非因組合含一個正確子敘述便誤判整體成立。

正解：本題問的是 Risk-Need-Responsivity（RNR）模式中「需求（Need）」原則的定義——需求原則指找出並針對「可改變且與犯罪行為產生相關的動態危險因素」（即犯因性需求，criminogenic needs）進行介入，故選 C。

A：能預測再犯的靜態危險因子——這是最強誘答，因靜態危險因子同樣具預測力且常與犯因性需求並列討論；分辨關鍵在於「風險（Risk）」原則處理的是預測再犯機率的危險因子（含靜態與動態），而「需求」原則專指其中可改變、可作為介入標的的動態因素，兩者原則層次不同。

B：能促成犯罪者改變的保護因子——需求原則聚焦的是與犯罪行為相關的危險因子而非保護因子，此敘述與需求原則的定義不符。

D：提高犯罪者的改變動機——提升改變動機屬 RNR 模式中「可反應性（Responsivity）」原則所關注的介入方式層次，並非「需求」原則的定義。

本題考點：RNR 模式三大原則的判準區辨——風險（Risk）原則看預測再犯的危險因子（含靜態與動態）、需求（Need）原則專指其中可改變的動態犯因性需求、可反應性（Responsivity）原則看介入方式如何配合個案特性以提升成效（如改變動機），三者層次分明不可互相取代。

正解：關鍵在找出自助式居家（self-help residential home）治療方案成效研究遇到阻礙的「主要」原因——此類治療性社區方案最大的困境在於個案流失率（dropout rate）過高，使追蹤與成效評估難以完整進行，故選 C。

A：多數機構不願意配合研究——研究困難的主因並非機構配合意願，而是受試者中途脫落，此敘述並非主要原因。

B：個案往往非嚴重物質使用者——自助式居家方案的收案對象仍以有一定嚴重度的物質使用者為主，此敘述與方案研究阻礙的主因不符。

D：個案人數少，收案進度太慢——收案速度雖可能影響研究時程，但並非此類方案成效研究最主要的阻礙來源，最主要的阻礙仍在於已收案個案的高流失率。

本題考點：自助式居家治療方案成效研究的主要阻礙——個案流失率過高是此類治療性社區方案最核心的研究困境，須與機構配合意願、收案對象嚴重度、收案速度等次要因素區辨，判準在於找出「最主要」的阻礙來源。

正解：本題問的是教育部三級預防架構中，哪一項作為並不屬於「強化物質使用相關保護因子」。保護因子的強化著重在營造支持環境、提升知能與補強弱勢族群的正向資源；D「進行高關懷族群篩檢」的性質是辨識與篩檢高風險個案，定位在鎖定風險端的二級預防，並非強化保護因子的作為，故為錯誤者，選 D。

A：充實教師藥物濫用防制知能，是提升第一線教育人力對物質濫用議題的辨識與因應知能，屬於營造支持環境的保護因子強化，故非答案。

B：舉辦藥物濫用防制認知檢測，目的在提升學生對物質使用危害的認知與警覺，同屬強化保護因子的知能面向。這是本題最容易與 D 混淆之處——兩者都用到「檢測／篩檢」的字眼，分辨關鍵在於 B 的認知檢測是提升學生自身知能的教育工具，性質仍屬保護因子強化；D 的高關懷篩檢則是鎖定高風險個案的辨識機制，性質是風險篩檢，兩者形式相似但目的不同，故非答案。

C：加強成就表現低落學生的課業輔導，是補強學業表現這項保護因子的具體作為，弱化「學業低成就」這項危險因子，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三級預防架構下作為性質的判別——強化保護因子指向營造支持環境、提升知能、補強弱勢資源等正向作為；辨識與篩檢高風險族群則屬於鎖定風險端的二級預防，兩者定位不同；判斷某作為是否屬於保護因子強化，須先確認其性質是「強化」還是「篩檢辨識」，而非只看是否出現「檢測」字眼。

正解：判準是媒體效應相對於同儕壓力的影響力強弱，而非媒體是否具有影響力。研究顯示，電影中崇拜偶像吸菸的情節確會促發模仿行為，菸品廣告營造的正面意象也確實提高青少年的香菸使用，我國菸害防制法也明確規範媒體不得從事菸品促銷或廣告，A、B、D 三項描述皆與實證與法規相符。C「媒體效應的影響低於同儕勸進使用的壓力」把媒體效應貶為次要因子，實際上媒體效應與同儕壓力皆是青少年吸菸的重要且強的危險因子，並非孰輕孰重的關係，故為錯誤者，選 C。

A：電影中崇拜演員吸菸的情節促發模仿行為，是媒體效應中替代學習的典型例證，此描述與研究一致，故非答案。

B：廣告營造香菸正面意向提高青少年香菸使用，是媒體效應中態度形塑影響行為的具體例證，此描述與研究一致，故非答案。

D：我國菸害防制法明確規範相關媒體不可有菸品促銷或菸品廣告，此為現行法規的正確敘述，故非答案。這句話容易與同儕效應的比較混在一起判斷，分辨關鍵在於它談的是法規存在與否，而非影響力強弱的比較，兩者是不同層次的敘述。

本題考點：媒體效應與同儕壓力在青少年吸菸行為中皆屬獨立且強的危險因子，不存在孰輕孰重的位階關係；判斷「何者錯誤」時，若選項用比較語句（如「低於」「遠大於」）包裝看似合理的常識，須回到研究證據檢視該比較是否成立，而非直接接受比較本身。

正解：關鍵在「拮抗劑（antagonist）」與「致效劑（agonist）」的藥理機轉差異，而非只看藥物是否用於鴉片類成癮治療。Naltrexone 為鴉片受體拮抗劑（opiate antagonist），會阻斷受體、去除鴉片類物質帶來的欣快感，因此符合題幹所問，選 B。

A：Methadone 是完全致效劑（full agonist），作用於鴉片受體並產生類似作用，常用於替代療法，與拮抗劑的阻斷機轉相反，故非答案。

C：Imipramine 為三環抗憂鬱劑，作用於單胺類神經傳導物質再回收，與鴉片受體無關，故非答案。

D：Buprenorphine 是部分致效劑（partial agonist），同樣作用於鴉片受體、只是效力較弱，常見於替代療法，並非拮抗劑，是本題最強誘答——分辨關鍵在於它與 Methadone 同屬致效劑家族的替代療法藥物，只是致效程度不同，並非阻斷受體的拮抗劑，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鴉片類藥物依受體作用機轉分為完全致效劑（Methadone）、部分致效劑（Buprenorphine）與拮抗劑（Naltrexone）三類；拮抗劑的判準是阻斷受體、去除欣快感，而非用於成癮治療，替代療法藥物雖同樣用於治療但機轉相反，須逐一比對受體作用方向而非僅看臨床用途。

正解：DSM-5 對嗜賭症（gambling disorder）盛行率的數據中，一般族群終生盛行率約 0.4%～1.0%，男性終生盛行率約為女性的 3 倍，非裔美國人的盛行率相較白人為高，A、C、D 三項數值皆與 DSM-5 記載相符。B「女性的終生盛行率約是 0.4%」把整體族群的盛行率下限數字錯置到女性身上，女性的終生盛行率實際約在 0.2% 左右，明顯低於 0.4%，故為錯誤敘述，選 B。

A：一般族群終生盛行率約 0.4%～1.0%，此區間與 DSM-5 記載一致，故非答案。

C：非裔美國人的嗜賭症盛行率相較於白人為高，此為 DSM-5 記載的族群差異，故非答案。

D：男性終生盛行率約為女性的 3 倍，此比例與 DSM-5 記載一致，也與 B 選項的女性數字互相呼應——若男性約為女性 3 倍，反推女性數字應遠低於整體區間下限的 0.4%，此為判別 B 錯誤的另一條路徑，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DSM-5 嗜賭症盛行率數據需分層記憶——整體終生盛行率區間、男女比例（約 3 比 1）、族群差異（非裔美國人較高）三組數字彼此獨立，選項常把整體區間的數字直接套用到單一性別上造成誤導，須以男女 3 倍比例反推檢核女性數字是否合理。

正解：本題問的是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110-113年）在戒毒策略中不包含哪一項。該綱領的戒毒面向以協助個案復歸社會為核心精神，強調多元處遇、治療性社區與中途之家、連結就業資源等措施，A「增設治療性社區與中途之家」、B「深化施用毒品者就業服務」、D「發展毒品犯多元處遇及協助方案」皆屬綱領明訂的戒毒策略項目。C「強化刑事處罰的作用，遏止個案再犯」偏重懲罰取向，與該綱領以醫療處遇與社會復歸取代單純刑罰的政策精神相悖，並非其戒毒策略項目，故不包含，選 C。

A：增設治療性社區與中途之家，是提供戒毒個案居住與治療銜接資源的具體措施，屬綱領明訂項目，故非答案。

B：深化施用毒品者就業服務、連結網絡資源以促進就業，是協助個案復歸社會、降低復發風險的措施，屬綱領明訂項目，故非答案。

D：發展毒品犯多元處遇及協助方案，呼應綱領以多元處遇取代單一刑罰的精神，屬綱領明訂項目，故非答案。這是本題最強誘答之一，容易與 C 混淆——分辨關鍵在於「多元處遇」指向醫療與心理社會介入的多樣化選項，而「強化刑事處罰」指向加重懲罰，兩者方向相反。

本題考點：「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110-113年）的戒毒面向以醫療處遇與社會復歸為主軸，具體措施包含治療性社區、中途之家、就業服務連結、多元處遇方案；判斷某項作為是否屬於該綱領時，須檢視其性質是協助復歸還是加重懲罰，後者與綱領精神相悖。

正解：本題問的是成癮物質產生欣快感（euphoria）與哪一種腦內神經傳導物質最直接相關。成癮物質活化中腦邊緣多巴胺獎賞迴路（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使多巴胺大量釋放，此為欣快感產生的核心機制，故選 C。

A：血清素常因與情緒調節的密切關聯被聯想為欣快感的來源，但其作用主要在維持整體情緒基線與睡眠、食欲的調節，並非急性獎賞反應的核心傳導物質，故非答案。

B：腎上腺素（正腎上腺素）主要與警醒、戰或逃反應有關，同樣非獎賞欣快感的核心傳導物質，故非答案。

D：乙醯膽鹼主司認知功能與肌肉神經傳導，與成癮欣快感的關聯更遠，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成癮欣快感的核心神經機制是中腦邊緣多巴胺獎賞迴路，判準在於哪一種傳導物質構成獎賞迴路的核心而非哪些傳導物質也會受影響；血清素、正腎上腺素雖與情緒和警醒相關，但不構成獎賞欣快感的主要路徑。

正解：判準是該敘述是否落在 DSM-5 物質使用障礙症本身的 11 項診斷準則範圍內，而不是所有與物質使用相關的後果都算準則。這些準則涵蓋耐受性、戒斷、使用後帶來的社交職業損害與危險使用等失控與生理面向，A「出現耐受性」、B「重複使用帶來危害後果」、C「出現戒斷問題」皆屬準則範圍，故非答案。D「引發其他精神症狀」看似合理，是本題最強誘答，但它並非物質使用障礙症本身的診斷準則——物質引發的精神症狀屬於另立的「物質／醫藥引發精神障礙症」診斷類別，兩者為不同的診斷實體，故不符合物質使用障礙症的準則，選 D。

A：耐受性（tolerance）指需要更大劑量才能達到相同效果，是 DSM-5 物質使用障礙症的核心生理準則之一，故非答案。

B：重複使用導致社交、職業或健康等危害後果，屬於準則中失控使用面向的具體項目，故非答案。

C：戒斷症狀是停用或減量後出現的生理反應，同屬準則中的生理面向，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DSM-5 物質使用障礙症的 11 項準則聚焦於失控使用、社會功能損害、危險使用、藥理面向（耐受性與戒斷）四大群組；「引發其他精神症狀」屬於另一個獨立診斷類別（物質／醫藥引發精神障礙症），判斷某敘述是否屬於使用障礙症準則時，須先確認它描述的是使用模式本身的失控，還是使用後續發的精神症狀。

正解：酗酒者匿名團體（alcoholics anonymous, AA）在酒精控制上的核心哲學是完全戒絕（abstinence），主張滴酒不沾，這是因為 AA 採取疾病模式，認定酒癮者一旦飲酒便難以維持適量控制，唯有完全戒絕才能避免復發，故選 A。

B：壓抑式減量並非 AA 的主張，AA 強調的是承認自身對酒精失去控制、進而完全戒絕，而非透過壓抑意志力來減少用量，故非答案。

C：逐步遞減屬於漸進式減害取向，與 AA 一旦開始便難以節制的疾病觀相反，AA 不主張透過遞減來控制飲酒，故非答案。

D：依生理需求減量同樣屬於控制飲酒／減害（harm reduction）取向的思路，與 AA 強調的完全戒絕理念相反，是本題最強誘答——分辨關鍵在於 AA 的立場是酒癮者無法安全地適量飲酒，任何以減量為目標的選項都與其疾病模式的完全戒絕主張互斥，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AA 的核心哲學是疾病模式加完全戒絕，判準在於區分戒絕（abstinence）取向與減害（harm reduction）取向——凡涉及遞減、依需求調整用量等控制飲酒的敘述，皆屬減害取向而非 AA 立場；AA 認定酒癮者一旦飲酒即難以節制，因此不主張任何形式的適量控制。

正解：本題問的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哪一種物質與安非他命（Amphetamines）同屬第二級毒品。大麻（Marijuana）在我國毒品分級中列為第二級毒品，與安非他命同級，故選 D。

A：海洛因（Heroin）在我國毒品分級中列為第一級毒品，級別高於安非他命所屬的第二級，故非答案。

B：古柯鹼（Cocaine）同樣列為第一級毒品，與海洛因同級，皆高於安非他命所屬的第二級，是本題最強誘答之一——古柯鹼與海洛因皆是知名的強效成癮物質，容易讓人直覺聯想與安非他命同級，但我國毒品分級以法定列管級別為準，兩者實際列於第一級，故非答案。

C：愷他命（Ketamine）在我國毒品分級中列為第三級毒品，級別低於安非他命所屬的第二級，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四級毒品分級以法定列管為準，不等同於一般認知的藥效強弱——第一級（海洛因、古柯鹼）、第二級（安非他命、大麻）、第三級（愷他命）分屬不同級別，判斷與某毒品同級的題目時，須逐一核對法定分級表，不能以物質的知名度或危害印象取代分級依據。

正解：本題問的是抽菸與菸癮治療相關敘述何者正確。戒菸藥物之所以有效，核心機轉在於減輕戒斷症狀並降低對抽菸的渴求（craving），這是藥物協助戒菸的共同作用路徑，故選 A。

B：直接抽菸對健康的危害遠大於吸二手菸的說法並不正確，二手菸同樣對健康構成顯著危害，不應以「遠大於」的方式低估二手菸的風險，故非答案。

C：香菸中最主要的成癮物質是尼古丁而非焦油，焦油是香菸燃燒後的致癌物質之一，但不是成癮的主要成分，此為本題最強誘答——分辨關鍵在於成癮物質與致癌物質是不同的判準，焦油對應致癌風險，尼古丁對應成癮機轉，故非答案。

D：戒菸藥物 Bupropion 屬於抗憂鬱劑機轉的藥物，透過影響多巴胺與正腎上腺素系統來降低渴求，並非尼古丁替代療法，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戒菸藥物的共同有效機轉是減輕戒斷症狀與降低渴求；香菸的成癮物質是尼古丁、焦油則對應致癌風險，兩者判準不同不可混用；戒菸藥物依機轉可分為尼古丁替代療法與非尼古丁類（如 Bupropion 的抗憂鬱機轉），須逐一核對藥物機轉而非僅記藥名。

正解：判準是該敘述描述的是危險因子還是保護因子。單胺氧化酶 A 基因多態性（polymorphism of the MAO-A gene）在低活性型態且合併童年逆境暴露時，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PD）的危險因子而非保護因子，這項敘述把已知的風險基因錯說成保護因子，與學理不符，故為應選項，選 A。

B：逆境與暴露於暴力中的教養環境可以預測反社會行為，此為 APD 病因研究中環境面向的正確描述，故非答案。

C：反社會人格障礙症患者在追求酬庸（例如金錢）時，可能對威脅會更加視若無睹，此描述符合 APD 患者對懲罰線索反應遲鈍、獎賞驅力優先的病理特徵，故非答案。

D：缺乏同理心是反社會人格障礙症患者的典型表現，此為 APD 核心人格特徵的正確描述，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APD 病理成因結合基因與環境兩層面——MAO-A 基因低活性多態性搭配童年逆境是危險因子而非保護因子；行為特徵層面則以缺乏同理心、追求酬庸時對威脅視若無睹為典型表現；判斷某項基因或環境因子的敘述時，須確認其方向是提高風險還是被誤植為保護。

正解：本題問的是辯證行為治療法（diale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對邊緣型人格障礙症患者治療的正確敘述。辯證（dialectical）指的是治療師協助個案理解將世界二分為善惡對立並非必要，而是要將對立的觀點整合視為一個綜合體，這是 DBT 名稱中辯證的核心意涵，故選 A。

B：DBT 正是為具有高自傷與自殺衝動行為的邊緣型人格障礙症患者所設計的治療模式，並非在患者具有危險衝動行為時就不適用，此敘述與 DBT 的發展初衷相反，故非答案。

C：DBT 情緒調控技巧的目標是協助個案辨識、理解並調節情緒，而非訓練個案隱藏負向情緒，隱藏情緒反而與 DBT 強調的接納（validation）取向相悖，故非答案。

D：治療關係的經營（validation）是 DBT 工作的重點之一，DBT 強調在要求個案改變的同時，也要給予接納與確認，並非忽略治療關係，是本題最強誘答——分辨關鍵在於 DBT 講究效率並不等於不重視治療關係，接納與改變是並行的兩條路徑而非互斥，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DBT 的核心是接納與改變兩條並行策略的辯證整合——辯證指整合對立觀點而非二分善惡，情緒調控目標是辨識調節而非隱藏，治療關係的接納（validation）是達成改變的必要基礎；判斷 DBT 相關敘述時，須確認該敘述是否違反接納與改變並行這條核心原則。

正解：本題問的是思覺失調型人格障礙症（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盛行率與共病現象何者正確。此類個案常因伴隨出現的憂鬱或焦慮症狀才前來求診，而非主動因怪異信念或知覺經驗求助，這是其求診樣態的正確描述，故選 A。

B：此類案主在社區樣本中的盛行率約落在 3%～4%，遠低於題目所述的 15%，此數字明顯過高，是本題最強誘答——分辨關鍵在於盛行率數字的量級，須與其他人格障礙症的個位數盛行率相比對，而非直覺套用較高比例，故非答案。

C：臨床機構住院案主中，同時被診斷出短暫精神病症的比例並非只有極少數，思覺失調型人格障礙症患者出現短暫精神病性發作的比例並不罕見，此描述低估了實際共病比例，故非答案。

D：思覺失調型人格障礙症較常共病的是同屬 A 群的其他人格障礙與精神病性病症，而非反社會人格障礙症（屬 B 群），兩者病理路徑不同，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思覺失調型人格障礙症的判準三層——求診原因常是伴隨的憂鬱或焦慮而非主訴怪異信念；社區盛行率落在個位數（約 3%～4%），任何遠高於此的數字（如 15%）應優先懷疑錯誤；共病對象以同群（A 群）人格障礙與精神病性病症為主，而非跨群的反社會人格障礙症。

正解：判準是 DSM-5 對孤僻型人格障礙症（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診斷特徵中，關於社交活動與愉悅感受的敘述是否正確。孤僻型個案即使參與社交活動，通常也無法從中感受到樂趣，此為情感表現侷限的核心特徵之一；題目敘述「較少參加社交活動，但通常可以在活動中感受到樂趣」前半正確、後半的愉悅感描述方向講反了，並不符合 DSM-5 診斷特徵，故為應選項，選 D。

A：案主具有疏離的人際關係與在人際場合侷限的表達情感，此為孤僻型人格障礙症的核心診斷特徵，故非答案。

B：案主可能特別難以表達情感，使他人對他們有情緒貧乏的印象，此描述符合其情感表現侷限的特徵，故非答案。

C：案主通常不欲求親密關係，也對發展親近關係的機會顯得冷漠，此為其人際疏離特徵的正確描述，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DSM-5 孤僻型人格障礙症的核心是人際疏離加情感表達侷限，其中「參與社交活動時仍缺乏愉悅感」是與單純「社交活動少」不同的兩件事；判斷此類選項時須留意選項是否把活動頻率低與活動中的情緒體驗混為一談，方向講反的部分往往藏在句子後半。

正解：本題問的是 DSM-5 人格障礙症一般診斷準則中何者正確。人格障礙症的行為模式通常初發於青少年或成人早期，並且穩定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此為一般診斷準則對起病年齡與病程穩定性的正確描述，故選 D。

A：DSM-5 一般診斷準則描述的是患者具有偏離其所屬文化期待的內在經驗或行為模式，而非偏離自己預期，此為本題最強誘答——分辨關鍵在於準則的比較基準是文化常模而非個人主觀期待，故非答案。

B：人格障礙症的行為模式須同時具有跨情境的穩定性與跨時間的穩定性，兩者缺一不可，並非僅具跨情境穩定性而不具跨時間穩定性，故非答案。

C：具有醫療原因（例如受頭部外傷）並非人格障礙症診斷的必要條件，相反地，一般診斷準則要求須排除該行為模式並非由物質使用或其他醫療狀況所致，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DSM-5 人格障礙症一般診斷準則三要件——偏離的比較基準是所屬文化期待而非個人主觀預期；穩定性須同時涵蓋跨情境與跨時間；醫療或物質因素是須排除的項目而非必要條件；行為模式初發於青少年或成人早期並長期穩定持續，是判斷是否為人格障礙症而非是否為其他狀況引發之行為改變的關鍵。

正解：本題問的是何者不是 DSM-5 對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診斷準則。DSM-5 已刪除 DSM-IV 版本中原有的 A2 準則，也就是「在創傷事件發生時經歷強烈的害怕、無助感或恐怖感受」這項主觀情緒反應要件，因此這項敘述不再是 DSM-5 現行準則，是本題最強誘答——它是多數人對 PTSD 的經典印象，但 DSM-5 已將其移除，故為應選項，選 A。

B：親身經歷或目睹真實或威脅性的死亡、嚴重傷害、性暴力，是 DSM-5 對創傷事件暴露（A 準則）的現行描述，故非答案。

C：迴避創傷事件的內在或外在提醒物，是 DSM-5 現行準則中迴避症狀群的描述，故非答案。

D：認知與情緒的負向轉變是始於或惡化於創傷事件後，是 DSM-5 新增的認知與情緒負向轉變症狀群，屬現行準則，故非答案。

本題考點：DSM-5 相較於 DSM-IV 對 PTSD 準則的關鍵修訂是刪除主觀情緒要件（A2 準則的強烈害怕、無助或恐怖感受），同時新增認知與情緒負向轉變症狀群；判斷何者不是 DSM-5 準則的題目時，須特別留意這類經典但已被移除的舊版要件，不能僅憑臨床印象直覺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