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第 2 次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試題與答案

正解：題幹描述社工「解構社會工作專業體制，反對專業霸權與社會控制，認為這些會降低案主自主性」，這種對專業權威與體制性控制進行批判、強調案主自主與解放的立場，正是基進（激進）社會工作觀點（radical social work perspective）的核心主張，故選B。

A：浪漫主義並非社會工作理論中用以分析專業權力與社會控制的觀點，它是藝術與文學思潮的用語，與題幹描述的專業體制批判無直接理論對應，屬於容易因「解構」一詞聯想到批判性思潮而誤選的誘答。

C：生態系統論聚焦於案主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互動與適配關係，關心的是多重系統如何相互影響案主，而非批判專業體制本身的權力結構，與題幹強調的反專業霸權性質不同。

D：認知行為論著重個人的認知型態如何影響其情緒與行為，屬微視、個別化的介入取向，並不處理社工專業體制或社會控制等巨視層次的權力批判議題。

本題考點：基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主張解構專業體制、批判專業霸權與社會控制對案主自主性的壓制；反壓迫實務（Anti-Oppressive Practice）與此觀點密切相關，皆強調從結構與權力角度檢視社工專業本身。

正解：題幹所述處遇目標──改變不切實際的期待、修正不理性的自我對話、加強問題解決與對策抉擇能力、加強自我控制與管理──全部指向對案主的思考內容（認知）與行為表現進行直接矯正與訓練，這正是認知行為論（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處遇的核心操作：辨識並挑戰非理性信念、以合理思考取代不合理思考，同時搭配行為技巧訓練（如問題解決訓練、自我管理訓練）來改善情緒與行為表現，故選D。

A：人本主義取向強調同理心、無條件積極關注與案主自我實現的潛能，處遇重點在建立真誠關係、協助案主自我覺察與成長，而非主動指出、矯正案主「不理性的自我對話」，與題幹以矯正認知內容為核心的敘述不符。

B：激進觀點將案主的困境理解為社會結構性壓迫（如階級、資本主義體制）的結果，處遇重點在意識覺醒與社會行動、挑戰不公平的社會結構，而非處理案主個人的認知扭曲或情緒控制問題，層次與題幹描述的個人內在認知調整不同。

C：生態系統論著重案主與其所處環境（家庭、社區、組織等各系統層次）之間的適配與互動關係，處遇會著重調整人與環境的互動介面，而非針對案主個人「不理性的自我對話」進行認知上的矯正，與題幹聚焦個人認知與行為改變的描述不符。

本題考點：認知行為論（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主張情緒與行為困擾源自個人不合理的認知（信念、自我對話），處遇透過辨識並修正不理性認知、搭配問題解決與自我管理等行為技巧來改變案主的感受與行動。

正解：ICF（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將障礙定義為人類健康狀況與環境互動下的結果，而非少數人專屬的特殊狀態；其核心觀點認為，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生命歷程中的某個階段（例如年老、意外、疾病）經歷功能受限或障礙，因此障礙是人人皆可能經驗到的普遍現象，而非把身心障礙者視為與眾不同、需被特別隔離看待的一群人，這正是普同主義（universalism）的精神，故本題選 B。

A：特殊主義將身心障礙視為少數特定人口才會遭遇的特殊狀態，把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二分，恰與 ICF 強調「人人都可能經歷障礙」的精神相反，是本題最直接的對比誘答。

C：人本主義強調尊重個人的主體性、價值與自我實現，是社會工作與助人專業的重要價值取向，但並非 ICF 用以定義「障礙為生命歷程共同經驗」的核心觀點依據。

D：菁英主義強調少數優越群體的價值與地位，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的精神完全無關，屬明顯不合理的誘答。

本題考點：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將障礙視為健康狀況與環境互動的結果，採普同主義（universalism）觀點，強調障礙是人人在生命歷程中都可能經歷的普遍經驗，而非少數群體的特殊標籤。

正解：Morales & Sheafor（1998）提出社會工作者存在的三個主要使命為：照顧（caring）、治療（curing）、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分別對應社會工作對案主提供支持性照顧、針對問題進行處遇治療、以及倡導社會變革以促進社會正義三個面向的功能，故選 A。

B：以衡鑑（assessment）取代治療（curing），衡鑑是社會工作處遇歷程中蒐集評估資料的一個步驟或技術，並非 Morales & Sheafor 所提出的三大使命之一，B 混淆了處遇歷程中的作業步驟與整體使命的層次。

C：以接納（accepting）取代照顧（caring），接納是社會工作專業關係中的一項倫理原則或工作態度，並非 Morales & Sheafor 三大使命的用語，C 把工作原則誤植為使命架構。

D：以行動（acting）取代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行動一詞過於籠統，並非該架構明確使用的使命名稱，該架構明確指向的是具倡導、社會改革意涵的「改變社會」，D 用詞不夠精確。

本題考點：Morales & Sheafor（1998）社會工作者三大使命——照顧（caring）、治療（curing）、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是社會工作概論科目對社工專業目的與功能定位的經典架構，常以替換其中一項使命名稱作為誘答設計。

正解：題幹的關鍵字是刑罰應積極扮演「移轉（Transition）」犯罪人順利回歸社會的角色，重點在於協助受刑人完成從監禁或司法處遇銜接回到社區生活、重新融入社會的過渡歷程，這正是刑罰本質中「重整」觀念的核心，也就是把刑罰視為使犯罪人「重新整合進入社會」的手段，故本題選C。

A：嚇阻著眼於以刑罰帶來的痛苦或代價產生威嚇效果，使一般大眾或潛在犯罪人因畏懼受罰而不敢犯罪，關注的是「預防」而非協助受刑人銜接回歸社會，與題幹強調的移轉角色不同。

B：矯治著眼於透過治療、教育、心理輔導等方式改變犯罪人本身的偏差行為或人格特質，焦點在「個人內在的矯正」；雖然矯治的最終目的也常包含使受刑人日後能適應社會，但其核心機制是對個人施以治療與教育，而非題幹所述「移轉、過渡、回歸」這種銜接社會的角色安排，是最容易與C混淆的選項。

D：修復著眼於修補犯罪對被害人、加害人與社區關係造成的傷害，強調透過調解、道歉、賠償等方式讓被害人的創傷得到正視、加害人承擔責任，其焦點在「修復受損的關係」而非「協助加害人過渡回歸社會生活」，兩者概念相近但著重點不同。

本題考點：刑罰本質觀念的分類，包括嚇阻、矯治、重整（reintegration）、修復（restorative justice）等不同的刑事政策取向，其中重整觀念特別強調受刑人結束監禁或司法處遇後重新融入社會的銜接過程。

正解：Yip（2004）指出，增強權能模式源自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脈絡，強調個人的權利、自主與對抗性的變革策略；但華人文化背景下的案主重視人際關係、家庭與集體的連結，因此對華人案主實施增強權能時，應調整為將案主的重要他人（如家人、親友）一併納入增強權能的對象與歷程，而非僅聚焦案主個人，故本題選A。

B：西方增強權能取向較強調個人權利的爭取；但Yip主張華人文化脈絡下，應同時重視個人對家庭、群體的責任與義務，而非偏向強調個人權利而忽略責任，故本題不選B。

C：西方增強權能取向常透過凸顯結構性衝突以喚起案主的批判意識；但Yip主張華人文化重視人際和諧，增強權能的介入宜以維繫和諧關係為基礎，而非強調衝突對立，故本題不選C。

D：西方增強權能取向有時採取較為激進、直接對抗壓迫結構的行動策略；但Yip主張華人文化脈絡下宜採漸進、溫和的變革步調，較能為案主與其所處社會關係所接受，故本題不選D。

本題考點：增強權能模式的文化調適，Yip（2004）主張華人文化案主的增強權能應納入重要他人、重視集體和諧與漸進變革，有別於西方個人主義取向強調個人權利、衝突與激進變革的原始模式。

正解：社會建構觀點（Social Construction Views）主張知識並非客觀存在、等待被發現的真理，而是人們透過社會互動、語言溝通與共同協商的過程建構而成，強調意義與知識皆鑲嵌於特定社會脈絡與人際互動之中，此與題幹「知識及對世界的瞭解來自於人們的社會互動」完全相符，故選 A。

B：增強權能觀點聚焦於協助案主（尤其是弱勢或受壓迫群體）覺察並運用自身及環境中的資源與力量，以提升其對自身生活的掌控能力，關注的是權力與能力的提升，而非知識本身如何透過社會互動產生，性質不同。

C：證據基礎的實務觀點主張社會工作知識應奠基於嚴謹的實證研究證據，透過科學方法檢驗介入成效以支持知識宣稱，強調的是知識來源的科學驗證性，而非社會互動建構性，與社會建構觀點恰為對照的知識論立場。

D：唯實論觀點主張存在獨立於觀察者主觀認知之外的客觀實在，知識的任務是盡可能準確地反映或逼近這個客觀世界，此立場預設知識來自對客觀實在的把握，而非來自人們的社會互動建構，與題幹描述相反。

本題考點：Payne（2005）提出社會工作知識基礎的四種觀點（社會建構觀點、增強權能觀點、證據基礎實務觀點、唯實論觀點），其中社會建構觀點主張知識是人們透過社會互動與語言協商共同建構而成，與唯實論的客觀知識觀形成對照。

正解：本題描述工作者不評估某次個別通報行為的具體後果好壞，而是只關注「遵守強制通報這條規則」本身是否能為社會帶來最大整體福祉，這種以規則而非個別行為的後果作為判斷依據的效益主義立場，即規則效益論，故本題選B。

A：行動效益論主張每一次具體行為都應個別評估其產生的後果，選擇能為當下情境帶來最大效益的行動；本題明白排除「不問通報這項個別行為所帶來的好壞」，與行動效益論逐案評估後果的邏輯相反，故不合。

C：行動義務論主張每一個別行為是否應為，取決於該行為本身是否符合道德義務，而非計算後果；本題判準仍是「能否帶來最大福祉」，屬效益（後果論）思維而非義務論，故不合。

D：規則義務論主張某類行為之所以應為，是因為遵守某條道德規則本身即是義務，與後果無關；本題雖同樣重視規則，但判斷規則是否應遵守的理由是「能否帶來最大福祉」（後果考量），屬效益論而非義務論，是本題與正解B最容易混淆的誘答，兩者差異在於評價的最終依據是後果還是義務本身。

本題考點：規則效益論，主張應遵守能為社會整體帶來最大福祉的規則，而非逐案評估個別行為後果；行動效益論與義務論之對照，是倫理學立場辨析的常見出題方式。

正解：A界限侵犯（boundary violation）指專業人員嚴重逾越專業界限、利用專業關係中的權力不對等剝削案主，造成案主實質傷害的行為。本題社工藉服務之便半哄半騙、以合資炒股為名侵占案主生活扶助金，明顯是濫用專業信任關係圖利自己並損害案主權益，屬於界限侵犯，選A。

B：界限跨越（boundary crossing）指專業人員偏離嚴格的專業界限，但其行為未必造成傷害、有時甚至具有治療性或有利於服務關係（例如基於文化考量接受案主贈送的小禮物），與本題「侵占案主財物」這種明確有害且具剝削性質的行為不同，是容易與界限侵犯混淆的選項。

C：界限重疊並非社會工作專業倫理中用以定性此類侵占剝削行為的標準用語，題幹所述行為的核心是「剝削、致害」，與「重疊」的描述不符。

D：界限移動同樣非用以描述侵占案主財物此類嚴重違反專業倫理行為的標準概念，與題幹情境不符。

本題考點：專業界限（professional boundaries），指社工與案主互動中應維持的角色分際；界限侵犯（boundary violation）與界限跨越（boundary crossing）的區辨，關鍵在於行為是否具剝削性、是否對案主造成傷害。

正解：綜融實務（generalist practice）立基於系統理論與人在環境（person-in-environment）觀點，主張案主的問題往往源自個人與其所處各層次環境系統（微觀、中觀、鉅觀）之間互動失衡，而非單純歸咎於個人本身；B 選項稱「問題產生的關鍵在於個體，企圖使用各種人類體系使社會功能達到最大化」，前半句把問題根源窄化為個體因素，與綜融實務強調多重系統互動的觀點相違背，敘述有誤，故選 B。

A：正確描述綜融實務的特徵之一——它主張突破傳統上個案、團體、社區三大方法各自為政、單一焦點的侷限，依案主需求彈性選用或整合不同層次、不同範圍的介入方式，不局限於單一方法。

C：正確描述綜融實務的特徵之一——它強調多元的方法取向（eclectic approach），並將社會公平與正義納入實務工作的核心價值，不只是解決個案問題，也關照結構性的不平等。

D：正確描述綜融實務的特徵之一——在分析案主或服務使用者的行為與處境時，會同時運用內外在力量的範型、微觀（個人）、中觀（家庭、團體）、鉅觀（社區、社會）等系統層次，並考量生命週期發展階段，作為評估與介入的基礎架構。

本題考點：綜融實務（generalist practice），以系統理論與人在環境觀點為基礎，強調跨層次、多元方法整合並重視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工作實務取向，與將問題單純歸因於個人的觀點相對立。

正解：題幹描述將行為偏差少年安置於寄養家庭、中途之家等社區內的機構，由機構提供全天候照顧，並依個別特性提供就學、就業等輔導，此種安置於社區內機構、提供全天候生活照顧與輔導的處遇型態，即屬居住式社區處遇——它介於完全隔離的機構式矯正與純粹社區監督（如觀護）之間，讓少年仍留在社區脈絡中生活、接受全天候照顧與輔導，故選C。

A：更生人認輔制度是由志願認輔人對出獄或假釋更生人提供關懷、陪伴與輔導的民間協助方案，服務對象為更生人而非行為偏差少年，且不涉及安置於機構、全天候照顧的型態，與題幹描述不符。

B：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強調透過加害人、被害人與社區三方對話，修復因犯罪行為造成的關係與傷害，其核心在修復關係的司法程序取向，而非題幹所述安置機構、全天候照顧、就學就業輔導的處遇型態，兩者概念層次不同，是容易因同屬司法社工領域而混淆的誘答。

D：被害人保護方案是以刑事案件被害人為服務對象，提供保護、扶助與權益維護，服務對象與題幹描述的行為偏差少年不同，性質也非安置照顧型態。

本題考點：居住式社區處遇（residential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指將偏差行為少年安置於寄養家庭、中途之家等社區內機構，兼顧全天候照顧與社區生活銜接的司法社工處遇型態；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強調加害人、被害人與社區三方修復關係的另一司法社工取向，常與居住式處遇並列辨析。

正解：社會工作倫理中「對第三者的倫理責任」，係指社工在服務案主的過程中，仍須注意並保障案主以外之相關第三人（如案主的家人、配偶、其他關係人）的正當權益，避免因過度認同案主的立場，而片面地將案主陳述照單全收、視配偶為當然的加害者或敵人；本題描述家暴案件中應避免這種選邊站的偏頗立場，正是提醒社工在執行職務時也須顧及案主配偶（第三者）的正當權益與公平對待，故本題選 D。

A：對案主的倫理責任著重的是社工對案主本人應盡的保密、自決、知後同意等義務，題幹強調的重點是不要只顧案主、忽略配偶，關注焦點在案主以外之人，並非對案主本身的責任，故非本題重點。

B：對同僚的倫理責任規範的是社工與其他專業人員、同事間互動應有的尊重、合作與協調義務，與題幹描述的家暴案件中案主與其配偶的關係無關。

C：對機構的倫理責任規範的是社工對所屬服務機構應盡的忠誠、政策遵循等義務，與本題聚焦於案主配偶（第三者）權益保障的情境無關。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倫理中對第三者的倫理責任，強調服務過程中須兼顧案主以外相關人士的權益，避免過度認同案主而損及第三人公正對待，是家暴、監護權等多方利害關係案件常考的倫理辨析重點。

正解：本題問案主揚言殺害前女友、經評估非玩笑話後，社工通報警方保護可能受害者，此舉依據Lowenberg與Dolgoff倫理抉擇原則中的何者，正確答案為B。Lowenberg與Dolgoff所提出的倫理抉擇順位（ethical principles screen）中，保護生命原則位階高於保密、自主等其他原則——當案主的言行顯示第三人生命安全面臨具體威脅時，社工的保密義務須讓位給保護生命安全的更高位階倫理原則，故社工在評估威脅屬實後主動聯繫警方示警，正是保護生命原則的具體實踐，本題選B。

A：最大程度均等自由原則涉及在提供服務或分配資源時，應盡可能保障案主與他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權利，著重的是自由與平等的分配問題，與本題危及第三人生命安全、須突破保密以示警的情境無直接對應。

C：差別平等原則主張資源分配應優先考量弱勢或不利處境者，使其獲得較多照顧，處理的是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議題，與本題通報警方以防止傷害發生的情境不符。

D：最大真誠原則要求社工對案主誠實、充分告知相關資訊，不得欺瞞或隱匿重要事實，處理的是社工與案主間的誠信溝通，並非本題聯繫警方保護潛在被害人所依據的原則。

本題考點：Lowenberg與Dolgoff倫理抉擇原則（Ethical Principles Screen），依位階排序處理倫理兩難，其中保護生命原則位階最高，優先於自主、平等、傷害最小化、生活品質、隱私保密、真誠等原則；社工保密義務的例外，即當案主言行顯示第三人生命有具體危險時，保密須讓位於保護生命安全。

正解：題幹所述「人非受潛意識控制、也非全受環境所左右，具有心靈、意志、理性與問題解決能力；問題並非源於心理疾病，而是能力暫時受限」，正是任務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對人性與問題成因的基本假設——任務中心論主張案主是有能力的問題解決者，其問題多來自資源、技巧或機會等能力面向暫時性的不足，而非人格病理，故治療聚焦短期、具體、可操作的任務以恢復案主原有的問題解決能力，故選 C。

A：精神分析論主張人的行為深受潛意識驅力（本我、自我、超我的衝突）所支配，問題根源常追溯至早期心理發展階段的未解衝突，與題幹「不受潛意識控制」的敘述正相反，是最明顯的誘答——因題幹刻意以「不受潛意識控制」對比精神分析論的核心假設。

B：認知行為論強調個人的認知（信念、想法）如何影響情緒與行為，問題被視為源自不合理或扭曲的認知基模，介入著重修正錯誤認知，與題幹「能力暫時受限」而非認知扭曲的敘述並非同一重點，容易因「理性」一詞而被聯想，但認知行為論的核心是認知歷程而非能力限制。

D：生態系統論強調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與適配，問題被理解為個人與環境系統間交流失衡所致，與題幹「非全受環境所左右」的敘述方向相反，故不選。

本題考點：任務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Reid & Epstein），假設案主是具有意志與理性的問題解決者，問題起因於能力暫時受限而非病理，強調短期、聚焦、可操作的介入設計。

正解：本題的核心是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社工因案主的某些特質（濃重鄉音、老兵身分）勾起自己童年被退伍老兵性騷擾的創傷經驗，而對案主產生強烈負向情緒，這是反移情的典型情境。專業處理原則是先覺察自己的情緒來源，再透過督導（supervision）討論這段反應，讓督導協助檢視、釐清情緒是否影響專業判斷與服務品質，故選D。

A：忽略自己的感覺、繼續接案，等於放任未被處理的反移情在潛意識中持續影響對案主的態度與判斷，可能造成處遇偏差甚至傷害案主，並非適當處理方式。

B：與案主分享自己的感覺，是把社工個人的創傷經驗與情緒轉嫁到專業關係中，模糊了工作者與案主的界線，也可能造成案主的負擔或不安，違反專業自我揭露的分寸，故不宜。

C：接納自己的負向情緒、視其為工作的一部分，僅止於個人內在的自我接納，缺乏外部的專業檢視與支持機制；若情緒未經督導協助釐清，仍可能在不自覺中影響對案主的服務品質，故不如尋求督導討論來得完整、適當。

本題考點：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指工作者將自身過去經驗、情感投射到案主身上而產生的情緒反應；督導（supervision）在專業助人工作中的功能，即協助工作者覺察、處理反移情等情緒議題以維持專業界線與服務品質。

正解：題幹描述社工同時重視案主「內在心理問題」與「外在環境改善」，個人與環境並重的觀點，正是社會工作核心理論「人在環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PIE）——主張個人的問題須置於其所處的環境脈絡（家庭、社區、社會結構）中理解，介入須同時處理個人內在狀態與外在環境，故本題選B。

A：精神病理取向聚焦於個人內在的心理病理成因與症狀，將問題主要歸因於個人內在心理動力，並未同等重視外在環境的改善，與題幹「環境並重」不符，是容易因「重視內在心理問題」的敘述而誤選的選項。

C：行為學派著重觀察可見的行為，並以增強、消弱等學習原理修正個人行為，其分析焦點仍在個人（及其立即刺激反應關係），並非以環境結構層面的改善為核心關懷，與題幹所述不完全相符。

D：問題解決取向（如Perlman所提出）強調協助案主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動機，過程雖也涉及案主所處情境，但其理論核心是案主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歷程，並非以「個人與環境並重」為其定義特徵，與題幹描述的並重觀點不同。

本題考點：人在環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PIE），社會工作的核心觀點，主張同時關注個人內在狀態與外在環境脈絡對其處境的影響，是生態系統觀點在社工實務上的具體展現。

正解：Skidmore與Thackeray將社會工作功能分為恢復（restoration）、預防（prevention）、發展（development）三大類。題幹敘述「鼓勵國民參與志願服務，發揮個人潛能，聯結社會資源，打造公民社會」，重點在於促進個人潛能發揮、強化社會參與能量、建構公民社會，屬於積極培力、開發潛能與社會資本的作為，符合發展性功能（development）的定義，故本題選C。

A：恢復功能著重修復案主已經受損的社會功能，協助其恢復到原有或正常的生活狀態，例如個案輔導、危機處理等，與題幹著重「開發潛能、建構公民社會」的積極促進性質不同，故不選。

B：預防功能著重在問題尚未發生前及早介入，以避免社會問題產生或惡化，例如宣導、篩檢、風險評估等，題幹並未強調事前防範某項具體問題，而是著重培力與資源連結，與預防功能的核心意涵不完全相符，故不選。

D：治療功能同屬恢復性質的延伸，著重處理已發生的心理或社會問題，與題幹強調的潛能開發、公民參與、資源聯結性質不符，故不選。

本題考點：Skidmore與Thackeray社會工作功能三分類——恢復（restoration）、預防（prevention）、發展（development）；發展性功能強調開發潛能、促進社會參與與資源連結，是社工基礎理論常考的分類架構。

正解：與心理學相較，社會工作更重視案主的「社會功能」與「人際關係」，並強調運用社區資源協助案主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而非僅聚焦案主內在心理歷程；這正是社會工作區別於心理學的核心特徵——社工強調「人在情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把案主放在其所處的社會脈絡與資源網絡中理解與介入，故本題選 C。

A：與社會學相較，社會工作雖然也關心人際互動，但社工的重點在「協助案主解決問題、促成改變」的實務介入，而非社會學式「發掘或解釋行為如何、為何發生」的理論性說明；後者其實更貼近社會學的學科關注重點，選項把兩者角色對調，敘述錯誤。

B：與精神醫學相較，社會工作並不採用醫療模式深入病人潛意識、也不具開立處方的權限與訓練，這些是精神醫學（精神科醫師）的專業範疇，社工的角色偏重社會功能評估與資源連結，敘述錯誤。

D：與諮商工作者相較，社會工作固然也重視專業界限，但社工並不以大量心理測驗、深入案主內在心理為主要工作方法，這較貼近諮商或臨床心理的取向；社工更著重外顯的社會功能與環境資源，敘述錯誤。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與鄰近助人專業（社會學、精神醫學、心理學、諮商）的比較，核心在社工「人在情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取向——同時關注案主的心理狀態、社會功能與環境資源，並以協助解決問題、促成社會功能改善為目標，而非單純解釋行為成因或深入內在心理。

正解：本題要找錯誤敘述。外展服務（outreach）在實務文獻中常被指出面臨理論基礎相對薄弱、工作人員從機構內服務轉換為機構外主動接觸的角色轉換不易、且其成效較難以嚴謹實證研究驗證等限制，這些正是外展服務常被檢討的限制而非優點。D 卻把「堅實的理論依據、角色轉換容易、成效受實證支持」說成是外展服務的優點，與實務上外展服務常見的困境相反，故 D 敘述錯誤，為本題答案。

A：外展服務的核心定義即是運用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主動把服務由機構內部延伸輸送到機構之外（如街頭、社區現場），以提高服務對象接觸與使用服務的可近性，此為外展服務的標準定義，敘述正確。

B：我國兒少外展服務的起源，一般指向救國團張老師對經常出入臺北市西門町等不良場所少年所提供的服務，這是臺灣外展服務發展史上常被引用的起源案例，敘述正確。

C：外展社會工作者在服務對象與正式服務體系之間，扮演的正是窗口（服務對象接觸體系的入口）與橋樑（連結對象與資源）的角色，此為外展工作角色的標準描述，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外展服務（Outreach Service），指主動將專業服務輸送到案主所在場域、以提高服務可近性的工作方法，臺灣實務上常以救國團張老師服務為起源案例；外展工作者的窗口與橋樑角色，以及外展服務在理論基礎、角色轉換與實證成效上的限制，是社工科目常考的辨析重點。

正解：1601年英國伊莉莎白濟貧法（Elizabethan Poor Law）首開機關式與家庭式社會工作的先河，並將貧民救濟區分為機構內的院內救濟（indoor relief，如收容於濟貧院）與居家式的院外救濟（outdoor relief，如發放救濟金使貧民留在家中生活），是現代社會工作與社會救助制度的重要源頭，故選A。

B：新濟貧法（New Poor Law, 1834）是對1601年濟貧法的後續修正，強調「劣等處遇原則」（less eligibility），即受救濟者的生活水準必須低於社會上最低階層的自食其力勞工，並更加限縮救濟資格、強化院內救濟的懲罰性色彩，其重點在修正救濟原則而非「首開」院內外救濟的區分，時間也晚於1601年濟貧法，故不選。

C：國民扶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 1948）是二戰後英國建立現代社會安全制度時，用以正式廢除舊有濟貧法體系的立法，屬於整併社會保險與國民保健服務後的社會安全網一環，與「首開機關式、家庭式救濟並區分院內外救濟」的濟貧法性質不同，時間點也更晚。

D：社會保障法泛指現代以社會保險與社會津貼為主體的社會安全制度立法，其精神在於以權利為基礎的普遍性保障，而非濟貧法時代帶有選擇性、烙印色彩的貧民救濟分類，兩者制度邏輯不同，並非本題所指首創院內外救濟區分的法令。

本題考點：伊莉莎白濟貧法（Elizabethan Poor Law, 1601），英國早期以國家法制統整濟貧事務的立法，首度區分院內救濟與院外救濟；新濟貧法（1834）與國民扶助法（1948）則分別代表濟貧制度演變過程中的後續修正與體制轉型，是社會工作史上常互相對照出題的高頻考點。

正解：依社會工作師法有關證照租借之罰則規定，社工師違法將證照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者，除本人受罰外，實際租借證照使用者亦處罰鍰，其罰鍰額度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故本題選C。

A、B、D：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皆非社工師法就租借證照使用者所定的罰鍰級距，社工師法對不同違規行為設有多種罰鍰額度，考生若未精確記憶「租借證照使用者」對應的金額區間，容易與其他違規行為的罰鍰級距混淆而誤選，正確額度僅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C）相符。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師法罰則（證照租借），出租、出借或租用社工師證照皆屬違法行為，出借人與租用人均可能受罰鍰處分，專門職業法規罰鍰級距記憶，是社工師法考科中常見的法條數字題型。

正解：依民國100年11月30日公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而受理通報後，承辦人員應於受理案件後四日內提出調查報告，故本題選C。此四日期限是為了讓主管機關能在通報後儘速展開調查、評估兒少安全與後續處遇需求，避免案件延宕。

A：五日並非法定期限，此選項是以相近天數混淆記憶中的正確日數，讓考生誤選較長的期限。

B：三日同樣不是本條所定的期限，屬於以相近天數干擾記憶的誘答選項。

D：二日亦非本條所定的期限，屬於比法定期限更短的誘答數字，容易與其他兒少保護通報流程中「二十四小時內通報」等不同時限規定混淆。

本題考點：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未獲適當照顧通報後應於四日內提出調查報告，屬社工實務中兒少保護案件的法定調查時限，須與同法中責任通報人「知悉起24小時內通報」的時限規定分辨清楚，兩者規範對象與計算基準不同。

正解：Hill 的 ABC-X 家庭壓力模式（ABC-X Family Crisis Model）將家庭危機的形成拆解為三個交互作用的要素：A（壓力事件本身，stressor event）、B（家庭因應該事件時可運用的資源，family resources）、C（家庭對該事件的主觀認知與界定，family's definition of the event），三者交互作用後決定 X（危機或壓力結果，crisis）的嚴重程度。因此社工員在評估時必須聚焦的焦點正是 A、B、C 三者，也就是選項 A 的「家庭壓力源」、B 的「家庭處理事件時的資源」與 C 的「家庭對事件的認知」，這三者皆屬模式明列的評估焦點。選項 D「家庭生活品質」並非 ABC-X 模式所定義的構成要素，而是較籠統、屬於其他評估架構的概念，不在此模式的核心關注範圍內，故本題選 D 為不屬於社工員依此模式須關注的焦點。

A：家庭壓力源（stressor，即模式中的 A 要素）本身即為 ABC-X 模式的核心構成要素之一，屬於社工員依此模式必須關注的焦點，故非本題答案。

B：家庭處理事件時的資源（即模式中的 B 要素，家庭資源）同樣是 ABC-X 模式明列的構成要素，社工員須評估家庭有哪些內外資源可用以因應壓力事件，故非本題答案。

C：家庭對事件的認知（即模式中的 C 要素，家庭對事件的界定與詮釋）決定同一事件對不同家庭造成的衝擊程度可能不同，是 ABC-X 模式的關鍵要素，故非本題答案。

本題考點：Hill 的 ABC-X 家庭壓力模式（ABC-X Family Crisis Model），以壓力源（A）、家庭資源（B）、家庭對事件的認知（C）三者交互作用決定危機結果（X）；此模式後續發展出雙 ABC-X 模式（Double ABC-X Model），是社會工作評估家庭壓力與危機的重要理論工具。

正解：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對於兒少保護個案，多數情況下優先採行「家庭維繫」的服務模式，也就是在確保安全無虞的前提下，儘量協助原生家庭改善功能、讓兒少留在原生家庭中成長，這種取向背後隱含的意識形態，正是重視並維護親權與家長對子女教養的權利，將家庭視為兒少成長最適切的環境、國家介入應盡量減少對家長權利的干預，故本題選 B。

A：自由放任主義及父權制強調國家幾乎不介入家庭內部事務、任由家長依其權威處理子女事務，這與兒少法明訂國家在必要時仍須主動介入保護兒少的精神不同，家庭維繫模式並非「完全不介入」，而是「介入後優先支持家庭」，二者性質不同。

C：國家干涉主義及兒童保護意識形態強調國家應積極介入、必要時將兒少安置家外以優先保護其安全，這與家庭維繫模式儘量維持原生家庭、避免家外安置的精神恰好相反，是本題最容易誤選的對比選項。

D：尊重兒童權利與自由的意識形態著重兒少本身的自主意願與權利主體性，與家庭維繫模式強調維護家庭完整、支持親職功能所反映的親權保障取向並非同一重點，二者關注的核心對象不同。

本題考點：兒少保護服務模式中的家庭維繫與家外安置兩種取向，分別對應維護親權、家長權利的意識形態，以及國家干涉主義、優先保護兒童安全的意識形態，二者在國家介入家庭事務的程度與立場上形成對比。

正解：依 Greene 與 Ephross（1991）對生態系統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核心概念的歸納，「生命週期／生命歷程」（life course）是其重要核心概念之一，強調個人隨時間、在不同生命階段與環境互動、發展與調適的歷程，故本題選 A。

B：接納（acceptance）是 Biestek 個案工作七大原則之一，屬直接服務的態度與技巧範疇，並非生態系統觀點用以描述人與環境互動的核心概念，是容易因「都出自社會工作理論脈絡」而混淆的干擾選項。

C：增強（reinforcement）是行為主義（behaviorism）與學習理論的核心概念，強調透過正負增強改變行為，屬另一套理論典範，與生態系統觀點探討人在環境中適應的取向不同。

D：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源於學習理論研究，後續亦有認知與歸因取向的解釋，描述個體因重複挫敗經驗而放棄嘗試改變的心理狀態，同樣非生態系統觀點的核心概念，只是常與社會工作實務情境並列出現而易生混淆。

本題考點：生態系統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 Greene & Ephross），強調人在環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隨時間發展的生命歷程、適應力（adaptedness）與勝任感（competence）等概念；與行為主義、認知行為理論的核心概念做區辨。

正解：任務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由 Reid 與 Epstein 提出）強調案主與社工共同界定明確、具體的問題，透過擬定並執行「任務」來解決問題，主張面對困難總要有計劃地做點事（do something）的行動取向，並以清楚的時間界限結構（time-limited structure，通常為六至十二次會談的短期處遇）作為核心操作特徵，故本題選D。

A：認知行為理論聚焦於個人的認知（想法、信念）與行為之間的關聯，透過辨識、挑戰非理性或扭曲的認知來改變行為與情緒，核心在「認知與行為」的連結，而非以任務執行與時間界限結構作為介入招牌，兩者雖同屬短期、結構化取向而容易混淆，操作核心概念卻不同。

B：系統理論將案主置於其所處的多重系統（個人、家庭、社區、社會）中理解問題成因，強調系統間的互動與回饋，關注的是人與系統的互動關係，並未特別強調任務執行或時間界限結構這類具體操作性技術。

C：心理暨社會模式主張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透過心理與社會兩面向的評估，協助案主釐清內在心理與外在社會因素如何交互影響其問題，處遇時間相對沒有明確的次數與期限規範，與任務中心模式強調短期、時限、行動導向的特徵有明顯差異。

本題考點：任務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Reid 與 Epstein 提出的短期、結構化、行動取向社工實務模式，核心概念為時限結構（time-limited structure）與任務（task）的擬定執行；與認知行為理論、系統理論、心理暨社會模式的辨析比較。

正解：本題考社工人員面對其他專業人員（責任通報人）懷疑兒童受虐時的正確處理方式。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教育人員屬法定責任通報人；面對疑似受虐情形，社工應提醒直接知悉的教師儘速依責任通報程序通報，並協助評估幼童狀況與完成通報，即選 B。

A：向老師說明討論兒虐症狀以「確定評估的正確性」，看似審慎，實則要求老師先自我驗證判斷、延後通報時程，但責任通報的法定門檻是「合理懷疑」而非「確診」，久候確認反而違反即時通報原則，是以「謹慎」包裝、實則拖延通報的誘答。

C：建議尋找並提供家庭諮商服務，是介入層次錯置——家庭諮商屬後續處遇的一環，並非通報階段應優先採取的行動；在尚未通報、案家安全未經確認前逕行安排諮商，恐延誤兒童保護的即時性，亦規避了責任通報人應盡的法定義務。

D：社工根據老師「口頭提供」的評估資料逕自去通報，表面上符合速度要求，但未先提醒直接知悉且負有責任通報義務的教師依程序通報；由社工僅依口頭轉述處理，也可能使第一手觀察資訊未被完整呈現。

本題考點：責任通報制度（mandatory reporting），法定專業人員（如教師、社工）於執行業務知悉兒虐情事時應依程序及法定時限通報之義務；社工的協力角色，指社工在責任通報人已知悉並應通報的情境下，負責協助評估案況、陪同並支持完成通報流程，而非取代通報人本身的法定義務。

正解：案主在會談中自陳曾經性侵親生女兒，此為兒童受到性侵害之情事，社會工作者屬法定責任通報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受虐或受害情事，負有法定通報義務，須立即依法向主管機關通報，此項法定義務不因會談中取得資訊、案主信任關係或保密原則而免除，故本題選B。

A：保密原則有其法定與倫理上的例外，其中最核心的例外之一即為兒少保護通報義務——當案主揭露的內容涉及兒童或其他第三人有立即或已發生之受虐、受害風險時，社工的通報責任優先於一般保密承諾，若仍以「會談資料應保密」為由不予通報，將違反法定通報義務，是本題最主要的誘答，因為保密原則本身沒有錯，錯在誤以為它沒有例外。

C：要求案主自己去舉發，等於將法定通報責任轉嫁給案主本人承擔，但法律課予的通報義務對象是知悉受虐情事的社工等責任通報人員本身，並非要求加害人自首，此作法規避了社工自身的法定義務，並不能取代社工的通報責任。

D：請機構同事代為通報以維持與案主的信任關係，雖然通報本身仍會發生，但其設計動機是想在保有與案主關係的同時規避社工本人應負的法定通報責任，這種「借刀」的作法混淆了社工個人法定義務與機構內部分工，並非正確的專業處理方式；況且題幹著重問「你」身為社工應如何做，而非委由他人處理。

本題考點：責任通報制度（mandatory reporting），指特定專業人員（含社會工作者）依法於知悉兒童等特定對象受虐或受害情事時，負有向主管機關通報之法定義務；保密原則之例外，當案主揭露內容涉及第三人（尤其是兒少）有受害風險時，通報義務優先於一般保密承諾。

正解：1994 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今文化部前身之一）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文化、產業與環境等面向的社區自主參與為核心，取得臺灣社區工作的政策主導權，開啟臺灣社區工作由政府文化部門主導的階段，故選 C。

A：行政院衛生署（今衛生福利部前身之一）主管的是醫療衛生與公共衛生政策，與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提出無關。

B：內政部營建署主管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建築管理等硬體工程事務，雖「營建」與「營造」字面相近，容易造成聯想混淆，但其業務性質偏重實體建設而非社區總體營造所強調的文化、產業與居民參與，並非該政策的提出機關。

D：內政部社會司主管社會福利與社區發展工作（如社區發展協會），雖與社區工作領域相關，但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開啟社區工作新典範者是文建會而非社會司。

本題考點：社區總體營造政策（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是臺灣社區工作發展史上重要的政策轉折點，象徵社區工作主導權由社政體系擴及文化體系。

正解：跨文化處遇（cross-cultural practice）以協助少數族群個案發展雙文化能力（biculturalism）為目標，使其能同時在原生文化與主流文化中自在生活，而非要求個案放棄或隱藏自身文化特徵去迎合主流社會。B「鼓勵案主縮小外表長相與主流群體的差異程度」，實質上是要求個案在外貌上向主流群體同化（assimilation），隱含對案主原生文化與外貌特徵的否定，違背跨文化處遇尊重多元文化、培養雙文化能力的原則，屬不適當的作法，本題選B。

A：提供跨文化的通譯者、中介者與角色模範，能協助案主理解並銜接主流文化的規範與資源，同時保有原生文化認同，是恰當且常見的跨文化處遇作法。

C：針對不同情境的合宜行為提供回饋、修正與澄清，能協助案主逐步掌握主流社會的行為規範，屬技巧性的文化適應協助，作法恰當。

D：提升案主雙語（原生語言與主流語言）的程度，讓案主能在兩種文化情境中溝通自如，是培養跨文化能力的具體且恰當作法。

本題考點：跨文化社會工作處遇（Cross-Cultural Practice），強調協助少數族群個案發展雙文化能力而非同化；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指助人者與服務對象在尊重差異前提下有效跨文化互動的能力。

正解：本題核心是社會工作倫理中的「不遺棄案主」原則與負責任的結案、轉介安排。同事已因婚姻失和、照顧失智母親等個人因素，嚴重影響其服務品質，顯示她已不適合繼續獨立服務案主；但若貿然中止服務，又會使案主求助中斷、產生被遺棄之感。正確做法是進行結案，但須先花費充分時間評估案主需求、尋找合適的替代資源或工作者，完成妥善轉介、確保服務不中斷後，才結束原本的服務關係，故選 D。

A：繼續提供服務雖表面符合「不遺棄案主」精神，但明知自己已因個人狀況嚴重影響服務品質仍勉強續做，反而可能因專業判斷力下降、身心耗竭而傷害案主權益，違反倫理守則中應提供案主適切服務品質的要求，是似是而非的誘答。

B：把去留決定丟給案主自行判斷，看似尊重案主自主權，但案主通常不具備評估工作者專業狀態是否適任的資訊與能力，若無妥善轉介安排就讓案主自行決定，等同工作者卸責，未善盡專業評估與安排後續服務的責任。

C：一邊尋求個人諮商輔導、一邊繼續服務案主，雖然工作者願意面對自身議題值得肯定，但諮商輔導需要時間才能見效，在狀況尚未改善前仍持續服務，等於讓案主承擔工作者服務品質不穩定的風險，並未真正解決案主可能受影響的核心問題。

本題考點：不遺棄案主原則（no abandonment），社工結束服務關係時不得使案主求助中斷；結案與轉介（termination and referral），強調結案應在充分評估、安排妥適後續資源後進行，以維持服務連續性。

正解：本題問對非自願案主（involuntary client）「不包括」在有效實務原則中的做法。研究顯示，與非自願案主建立有效工作關係的原則包括：釐清社工員與案主各自的角色與權限（選項 A）、示範並鼓勵案主表現利社會的言行（選項 B）、以及採取合作式問題解決模式、讓案主參與決定（選項 C）。D「聚焦於面質或質疑案主所有的問題與行為」是對案主採取全面否定式的質疑與對抗，容易引發抗拒與防衛，違反建立信任關係與增權的原則，因此並不屬於對非自願案主有效的實務原則，故本題選 D。

A：聚焦於澄清案主與社工員的角色，能降低非自願案主對強制性服務性質與限制的疑慮與誤解，屬公認有效的原則，故不是本題答案。

B：聚焦於示範及鼓勵案主從事利社會的表達與行為，透過正向增強與示範引導案主以合作方式表達需求，有助逐步建立信任，屬有效原則，故不是本題答案。

C：運用合作式問題解決模式，強調社工員與案主共同界定問題、共同尋找解決方法，能提升案主的自主感與參與動機，屬有效原則，故不是本題答案。

本題考點：非自願案主（involuntary client）實務工作原則，強調角色澄清、正向示範與合作式問題解決以降低抗拒；面質（confrontation）的運用限制，過度或全面性面質案主所有問題行為，容易破壞信任關係、增加抗拒，並非建立關係初期之有效策略。

正解：Skidmore與Thackeray提出的社會工作存在前提，肯定每個人的重要性與價值、接受人際互動中會產生問題的事實，並相信透過社會工作方法或處置可以緩解或解決案主的問題，其精神奠基於社會工作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肯認，而非對人做優劣或平等與否的判斷。A「人是複雜而且不平等的」明顯與此精神相違——社會工作前提肯定人不論條件如何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與價值，而非主張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平等，故本題選A為錯誤敘述。

B：「肯定人的重要性」直接對應社會工作對案主尊嚴與價值的基本肯認，是Skidmore與Thackeray存在前提中的核心命題，敘述正確。

C：人與人互動之中確實會產生個人、家庭、社區層次的問題，社會工作前提要求工作者接受這些問題存在的事實，作為介入的起點，敘述正確。

D：社會工作前提相信案主的問題並非無法可解，經由適當的社會工作方法或處置，問題可被和緩或解決，此為社會工作專業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Skidmore與Thackeray的社會工作存在前提，奠基於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接受人際互動所生問題的事實、以及相信專業介入能緩解問題等信念，是社會工作價值觀基礎的重要考點。

正解：Johnson（1992）將社會工作價值分為三個層次：終極價值（ultimate values）是最抽象、最根本的價值理念；接近價值（proximate values）是較具體、貼近實務原則的價值；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則是在實務操作層次上，用以落實上述價值的具體行動準則或手段。「案主自決」（client self-determination）正是社工在與服務對象互動過程中，用以落實對案主尊嚴與自我實現等終極價值信念的具體操作性原則與行動準則，屬於工具價值，故選 D。

A：正義（justice）是社會工作追求的抽象、根本的社會理想與終極目標，屬於終極價值，而非用以落實其他價值的操作手段，故不選。

B：尊嚴（dignity）同樣是社會工作對人的基本信念與根本價值理念，屬於抽象層次的終極價值，並非具體的實務操作準則，故不選。

C：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是社會工作對服務對象發展潛能、追求成長的根本理念，同屬抽象、根本層次的終極價值，故不選。

本題考點：Johnson（1992）社會工作價值三層次架構，終極價值（Ultimate Values，如正義、尊嚴、自我實現）為抽象根本理念，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如案主自決）為落實理念的具體操作準則，兩者之間尚有承接兩端的接近價值（Proximate Values）。

正解：本題問「矯治社會工作者不應做的事」。矯治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在於協助受刑人建立自我負責的態度、改變偏差生活方式，並為受刑人在司法體系中發聲倡導，而非模仿矯治（監所管教）人員運用權威、紀律手段來管理受刑人的角色；A「向矯治人員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權威」混淆了社工的協助、增能角色與獄政管教人員的管束、控制角色，兩者專業定位與工作方法本質不同，社工不應以學習運用權威作為其專業養成的方向，故選A。

B、C、D：三者同因而不得選——皆為矯治社工應為之事，僅工作內容各有不同：B幫助受刑人接受應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觀念，是協助受刑人建立責任感、為復歸社會做準備的核心工作；C幫助受刑人改變生活方式，是透過處遇計畫協助受刑人戒除偏差行為模式的專業任務；D花時間進行司法系統的倡導，是基於受刑人權益、為改善司法體系不合理之處而進行的倡議工作。題目問「何者不是矯治社工應為的事」，這三項既屬其應為之事，依題意即應排除。

本題考點：矯治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Correctional Social Work），強調協助、增能、倡導的專業角色，須與監所管教人員著重紀律、權威、管束的角色相區辨，避免角色混淆是矯治社工倫理與專業認同的重要議題。

正解：問題解決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強調案主的主動參與和自我決定，當非志願案主未依約完成任務時，社工最適當的作法是先與案主討論未完成任務的原因（可能是能力不足、動機不夠、外在阻礙、或對任務本身有疑慮等），釐清背後真正的障礙，才能據此調整任務內容或協助策略，這也呼應問題解決模式重視案主參與和自我效能的精神，故選 C。

A：直接忽略案主未完成任務一事，等於放任協議破裂而不處理，既無法了解真正的阻礙所在，也可能讓案主誤以為任務可有可無，削弱後續處遇的一致性與效度，並非適當作法。

B：僅提醒案主下次要完成、或重訂新期限，雖然維持了任務的存在，卻跳過了了解未完成原因這一步，若原本的障礙（如任務難度過高、資源不足、動機問題）沒有被處理，重新訂期限也很可能再次落空，屬於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D：直接帶案主一起去執行任務，看似積極協助，實則剝奪了案主自身解決問題、練習能力的機會，容易讓案主養成依賴，違背問題解決模式強調案主自身參與解決問題歷程、培養案主解決問題能力的核心精神。

本題考點：問題解決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Perlman），強調案主是解決自身問題的主體、社工是協助者而非代替者；非志願案主（involuntary client）處遇原則，重視先理解抗拒或未配合行為背後的原因，而非逕行忽略、催促或代勞。

正解：社會工作的保密原則並非絕對，當個案資訊涉及生命安全、傷害他人或觸犯法定通報事由時，社工得在必要範圍內向責任單位或相關人員揭露，此為保密的正當例外；本題 D「提供高三女生與其男友發生性行為的資訊給其父母」，題幹並未呈現任何受虐、性剝削、自傷或傷人等可解除保密義務的例外情形，社工僅因個人隱私事項擅自告知第三人，即構成不當揭露、違反保密原則，故本題選 D。

A：提供高三女生受虐或被疏忽的資訊給責任單位，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定的法定通報義務，通報對象為責任單位而非任意第三人，屬保密的正當例外，並非違反保密原則。

B：提供高三男生威脅傷害其他學生的資訊給校長，涉及保護第三人免於人身危險，屬社工保密原則中警示與保護第三人的正當例外，校長作為校園安全權責人員知悉此資訊有其必要性，並非違反保密原則。

C：提供高三男生意圖自殺的資訊給輔導主任，涉及當事人本身之生命安全，屬保密原則中防止自傷的正當例外，輔導主任是校園內負責介入處遇的權責人員，此揭露亦屬必要且正當。

本題考點：保密原則之例外（Limits of Confidentiality），指社工於維護當事人保密權利之餘，遇有生命安全、傷害他人或法定通報事由時得為必要揭露；法定通報義務（Mandatory Reporting），社工對兒少受虐、疏忽等特定事由負有向主管機關通報之法律責任。

正解：本題要選出「錯誤」的敘述。C「要保有拯救兒童的心態」是錯誤的，因為與兒童及其家庭工作時，社會工作者若抱持「拯救者」心態，容易將自己置於高於案家的位置，忽略家庭本身的能力與資源，甚至對家長產生不必要的敵意或評斷，違反社會工作尊重案主自決、與案家合作的專業原則，故本題選 C。

A：正確敘述——與兒童及其家庭工作時，社工必須思索問題對家庭所有成員（不只是兒童本人）的意義與重要性，因為家庭是一個系統，兒童的問題往往牽動每個成員的角色與感受，此敘述並無錯誤，不應選。

B：正確敘述——所提供的服務需能被家長接受，強調服務的可接受性與家庭合作關係，若服務無法獲得家長認同，介入效果將大打折扣，此為兒童及家庭工作的實務準則，不應選。

D：正確敘述——社工必須保持中立、客觀，並敏感覺察自己的情緒反應（例如對施虐者的憤怒、對兒童的過度同情），才能避免主觀情緒影響專業判斷，此為專業自我覺察的基本要求，不應選。

本題考點：兒童保護與兒童及家庭工作的專業態度，強調系統觀點（家庭整體）、服務可接受性、專業中立與自我覺察；拯救者情結（rescuer complex），指助人者因過度介入而喪失客觀立場、可能傷害案主自主性的常見專業風險。

正解：Boehm對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的定義，強調社會功能是個人在其所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例如子女、配偶、員工、公民等）中所展現的主要活動表現，也就是個人如何實際執行這些角色所賦予的任務與期待，選項A「它是個人所扮演的好幾種角色的主要活動表現」正符合此一角色表現（role performance）取向的定義，故本題選A。

B：Boehm的社會功能概念著重的是個人在其所扮演之各種社會角色中的整體活動表現，並非侷限於單一來自先賦團體（如家族、種族等與生俱來的身分團體）成員身分所要求的義務，選項B將社會功能窄化為先賦團體身分的實踐，與定義的廣泛角色範疇不符。

C：個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會擔負不同的社會角色（例如從學生到就業者、從單身到為人父母），其社會功能表現也會隨著角色轉換與生命階段而有所變化，並非表現不變，選項C與角色會隨發展階段調整的觀點相違背。

D：社會功能雖然與人際關係密切相關，但社會功能概念更廣，涵蓋個人在各種角色中對任務、期待與責任的整體實踐，並不等同於單純的人際關係概念，選項D把社會功能與人際關係劃上等號，過度簡化了此一概念的範疇。

本題考點：Boehm的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定義，強調以角色表現（role performance）為核心，指個人在其所扮演的多重社會角色中的活動表現；此概念會隨個人生命階段與角色轉換而動態變化，且範疇廣於單純的人際關係。

正解：任務中心取向（Reid與Epstein提出）的基本假定之一是：人雖有改變的動力，但通常只想把困擾減輕到自己可以忍受的程度即會停止求助，並不會追求問題的徹底根除；這正呼應該取向強調短期、聚焦當前可解決問題、以案主自訂目標為核心的實務設計，故選A。

B：此敘述較接近危機介入或壓力調適理論的觀點——個人問題起因於慣用的因應方式無法有效處理內、外在壓力事件，強調的是「因應機制失靈」的病因論，並非任務中心取向用以說明改變動機的基本假定，屬易混淆的相近理論陳述。

C：此敘述屬結構取向或基變（激進）社會工作的假定——強調個人問題根植於社會政治結構的不平等，訴求的是社會改革而非個案短期任務解決，與任務中心取向聚焦當前具體任務、不涉入巨觀政治結構分析的取向不同。

D：「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屬心理動力（psychoanalytic）取向的心理決定論（psychic determinism）主張，認為行為背後必有潛意識成因；任務中心取向刻意淡化對問題成因的深究，重視此時此地的任務達成，與決定論式的因果假定方向相反。

本題考點：任務中心取向（Task-Centered Practice, Reid & Epstein），強調短期、限時、聚焦案主自訂具體任務的實務模式，其基本假定包括案主只求把困難減輕到可忍受程度、案主是自身問題的最佳判斷者等；需與危機介入理論、結構∕基變社會工作、心理動力取向的病因假定相區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