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年第 2 次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試題與答案

正解：能力／資產路徑（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強調社區工作應從社區既有的能力與資產出發，發掘居民本身的技能、人際網絡、組織與在地資源，並以此為基礎規劃介入策略，而非從社區缺乏什麼著手；題幹敘述發展策略始於社區缺乏的事務，恰與資產路徑的核心精神相反（那是問題或需求導向路徑的做法），故此敘述錯誤，本題選A。

B：能力／資產路徑主張由社區居民自身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地發掘資產並推動改變，而非由外部專家由上而下主導，此敘述符合資產路徑精神，非本題答案。

C：資產路徑視居民為具備能力、能主動貢獻的參與者與行動者，而非被動接受服務的個案，此敘述符合資產路徑精神，非本題答案。

D：資產路徑重視社區內部既有的人際網絡與互助關係，強調以內部關係作為資產動員與問題解決的基礎，此敘述符合資產路徑精神，非本題答案。

本題考點：能力／資產路徑（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強調從社區既有能力、資產與居民主動參與出發推動改變的社區工作取向；與之對照的是問題／需求導向路徑，從社區缺乏、問題與不足出發規劃介入，兩者常於考題中互為對照誘答。

正解：題幹所稱文化能力的六階段連續尺度，須由對差異最具破壞性的文化摧毀，依序走向文化無能、文化盲目、培養文化能力、具備文化能力，最後為精通文化能力。C 由文化摧毀開始、以精通文化能力結束，符合由最低至最高的發展順序，故選 C。

A：以文化無能作為起點，遺漏文化摧毀比文化無能更低的層次，排序不符。

B：將文化無能置於文化摧毀之前；文化摧毀才是最低層次，故不正確。

D：把文化盲目排在文化摧毀之前，且將文化無能置於其後，均違反六階段的發展順序。

本題考點：文化能力連續尺度（cultural competence continuum）；判斷順序時，先辨認文化摧毀為最低端、精通文化能力為最高端，再排列中間的無能、盲目、培養與具備階段。

正解：社會工作專業關係的基本要素，一般依 Compton 與 Galaway 等學者的整理，包含目的性（purpose，關係環繞助人目標而建立）、承諾與責任（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工作者與案主雙方對關係投入應盡的義務）、權威與權力（authority and power，工作者因專業角色與機構賦予而具有的影響力）等項；「優勢與價值」（strength and value）並非此一基本要素架構中的固有項目，而較接近優勢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對案主評估取向的強調，兩者屬不同層次的概念，故本題選 B。

A：承諾與責任是專業關係基本要素之一，指工作者與案主對彼此在關係中應負擔的義務有一定程度的承諾，敘述正確。

C：目的是專業關係基本要素之一，強調專業關係非泛泛社交關係，而是圍繞明確助人目標建立與運作，敘述正確。

D：權威與權力是專業關係基本要素之一，指工作者基於專業知能與機構賦予的角色所擁有、影響案主決定與行動的正當性與能力，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專業關係（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的基本要素，即目的、承諾與責任、權威與權力等構成專業關係區別於一般人際關係的核心特質；優勢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著重案主自身資源與優勢的評估取向，與專業關係基本要素屬不同概念範疇。

正解：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的本質是整合、連結分散在不同組織與體系中的資源與服務，以回應案主多重、複雜的需求，因此在「組織的回應」層面，個案管理需要的是跨組織、多機構的協同與連結，而非依賴單一組織即可完成；B 選項稱「需要單一組織的回應」與個案管理強調跨組織整合、連結廣泛資源網絡的本質相違，故本題選 B 為錯誤敘述。

A：個案管理的目標確實在於改善案主使用支持與服務的能力、發展其社會網絡，並藉此增進案主福祉、同時提升服務輸送的效率與效能，敘述正確。

C：就功能而言，個案管理是統合、聯繫各項照顧服務的一種機制，依評量後確認的案主需求，提供一套全面性、整合性的服務反應，敘述正確。

D：個案管理服務的對象通常是同時遭遇多重問題、需要多重資源介入的個人或家庭，或是需要長期照顧的個人，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指整合、連結分散在不同組織與服務體系中的資源，以協同、跨組織的方式回應案主多重需求的社會工作方法，其「組織回應」的本質即在於跨機構協作，而非單一組織可獨力完成。

正解：本題描述「回應者的語言與非語言表達，在傳遞一種對案主了解的訊息，精確反映案主表面事實與表相感受」，官方答案為B，即中度的同理回應。中度（互惠、對等）層次的同理回應，指回應者能準確掌握並回映案主所表達出來的事實內容與表面情緒，回應的深度與案主所表達的內容大致對等，尚未進一步詮釋案主未明言的深層感受，這正符合題幹所述精確反映事實與表相感受的描述，故選B。

A：低層次的同理回應，指回應者對案主的了解不完整、甚至有所偏差，回應內容可能忽略案主表達的重要部分，或添加案主未表達的內容，其準確度低於題幹所述精確反映，故不合。

C：中高層次的同理回應，指回應者除了反映案主表面所表達的內容外，已能進一步觸及、點出案主部分尚未清楚表達、但已隱含在其言語或情緒中的深層感受，程度上超出題幹僅精確反映表面事實與表相感受的描述，故不合。

D：高層次的同理回應，指回應者能精準地說出案主自身都尚未完全意識到、或難以言明的深層感受與意義，屬於同理回應中程度最深的層次，遠超過題幹所描述的表相層次，故不合。

本題考點：同理心層次（levels of empathic responding），依回應者對案主了解與反映的深淺，可由低至高分為低層次、中度（互惠）、中高層次、高層次同理回應；中度同理回應的判準即為精確反映案主表面事實與表相感受，是社工直接服務考科的常見出題重點。

正解：本題定義的關鍵字是「情感、認知和／或行為層次上的協助」、「透過與個人、家庭或團體的專業關係」，以及「使其更能認知、處理、解決目前困難」──這是一種不限定特定對象或特定情境、以專業關係為方法、涵蓋情感認知行為三層次的一般性協助定義，正是個案管理裡「治療性介入」的定義，泛指社工運用專業關係，在情感、認知、行為等各層次，協助案主（可以是個人、家庭或團體）認知、處理、解決當前困難，故選 C。

A：危機諮商是針對案主遭逢驟發性危機事件（如喪親、家暴、天災）時，提供的短期、聚焦、有時間限制的專業協助，目的在恢復案主危機前的功能平衡；本題定義並未限定「危機情境」，屬於範圍更廣泛的一般性介入，二者層次不同，故不選 A。

B：權能激發強調的是透過培力歷程，協助案主意識自身處境的結構性成因、增強其掌控資源與決策的能力，重點在「權能」的提升，而非情感、認知、行為層次的協助；本題定義聚焦在協助案主認知、處理、解決困難，與權能激發的培力取向不同，故不選 B。

D：家族治療是以家庭系統為介入單位，運用特定理論（如結構學派、策略學派）改變家庭內部互動模式與界限，服務對象限定於「家庭」；本題定義明言可適用於「個人、家庭或團體」，並非僅限家庭系統，二者範圍不同，故不選 D。

本題考點：治療性介入（Treatment Intervention），指社工運用專業關係，在情感、認知、行為等層次協助案主認知、處理、解決當前困難的一般性介入方法；個案管理服務內容的分類，需辨別治療性介入、危機諮商、權能激發、家族治療等不同介入方法的定義範圍與適用對象。

正解：本題為找出敘述錯誤者，答案為C。依臺灣失智症相關流行病學資料，我國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失智症盛行率遠高於題幹所述的0.1%至0.4%，且隨年齡層增加而顯著攀升，此一數字明顯低估了實際盛行率、與臺灣及國際間普遍引用的失智症流行病學數據不符，故C敘述錯誤，本題選C。

A：失智症確實是一種通盤性、廣泛性的智力功能退化，同時影響記憶力、判斷力、抽象思考、語言與定向感等多重認知功能，並非僅侷限於單一功能的喪失，此敘述符合失智症的臨床定義，正確。

B：依本題所採舊式教材表述，排除其他可能造成認知退化的疾病與失智症類型，是阿茲海默氏症鑑別診斷的重要步驟，故列為正確、非答案；臨床診斷仍須綜合病史、認知與功能評估、檢驗及必要時的生物標記，不能理解為僅靠排除即可確立診斷。

D：失智症因病程長期不可逆、患者逐漸喪失自理與認知能力，不僅造成患者本身深受其苦，也使照顧的家庭成員與親友承受長期身心負荷與痛苦，學界與實務界確實常以「世紀大絕症」形容其對患者與家庭帶來的全面衝擊，此敘述為對失智症影響層面的合理描述，正確。

本題考點：臺灣失智症流行病學盛行率數據，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失智症盛行率遠高於0.1%至0.4%、且隨年齡增長顯著上升；阿茲海默氏症鑑別診斷中排除其他病因的重要性，是老人福利與健康照護領域常考的失智症基礎知識題。

正解：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項目包括：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長照知識與技能訓練、喘息服務、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以及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生活品質之服務。條文未將「家庭照顧者的評估與需求了解」列為該項服務項目，故選B。

A：長照知識、技能訓練屬條文明定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項目之一，非答案。

C：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同為條文明定之服務項目，非答案。

D：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同為條文明定之服務項目，非答案。

本題考點：《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3條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明定資訊提供及轉介、知識技能訓練、喘息服務、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轉介等具體項目；對家庭照顧者需求與能力之評估，雖為實務服務流程的前置作業，但非該條所列舉的支持服務項目本身。

正解：在個案管理擬定介入計畫的過程中，教科書上常見的困難集中在目標設定與案主參與意願之間的落差，包括：案主本身對自己能達成的目標抱持不切實際的期待、個案／照顧經理對案主可達成的成果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以及案主與個案／照顧經理對介入目標看法不一致。這三類困難都直接發生在與案主一起訂定目標的互動過程中；相較之下，專業團隊抗拒參與計畫的過程講的是團隊內部（跨專業合作）的抗拒，並非介入計畫設計時與案主互動所產生的目標設定困難，因此不屬於題目所列舉的困難類型之一，故選 D。

A：案主對自己設定明顯不切實際的目標，是介入計畫設計時常見的困難之一，因為過高或脫離現實的目標會讓後續執行難以評量進展、甚至導致案主挫折，故屬於題目所列舉的困難範疇，應排除於不包括之外。

B：個案／照顧經理對案主抱持不切實際的期待，同樣屬於目標設定階段的常見困難——若專業者高估案主當前的能力或資源，介入計畫將難以真正貼合案主現況，此為題目所列舉的困難之一。

C：案主與個案／照顧經理對目標有歧見，反映雙方對介入計畫該達成什麼缺乏共識，這也是目標設定階段的核心挑戰之一，屬於題目所列舉的困難範疇。

本題考點：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介入計畫設計中的目標設定困難，包括案主與個案管理者雙方對目標不切實際的期待、彼此歧見等人際互動層次的挑戰；專業團隊合作抗拒則屬另一範疇（跨專業協調），非本題設定的困難類型之一。

正解：本題問任務中心取向的基本假設，何者錯誤，答案為C。任務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由Reid與Epstein提出）的基本假設之一，是案主之所以難以解決問題，並非因為個人認知能力不足或缺乏動機，而是受限於當下可運用的資源、技巧或情境條件的暫時性限制；案主一旦透過具體任務獲得成功經驗，動機與信心便會隨之提升。C選項把解決問題的障礙歸因於「個人認知或動機不足」，等於將問題根源歸咎於案主自身缺陷，這正是任務中心模式刻意避免的病理化、責備案主觀點，故屬錯誤敘述，選C。

A：人有改變動力，但只想減輕困難到可忍受為止，而非根本改變——這是任務中心模式的核心假設之一，案主追求的是把困擾減輕到可忍受的程度，而非徹底根除問題，此假設也是該模式強調短期、聚焦、任務導向處遇的理論依據，敘述正確。

B：人之所以有問題是能力暫時受到限制，而非病理因素所致——任務中心模式明確反對將案主問題視為人格病理或內在缺陷的結果，而視為個人在特定情境下能力或資源暫時受限，敘述正確，也呼應該模式非病理取向的基本立場。

D：人陷入問題困境時就產生改變之動力，因人有適應問題之本能——任務中心模式假設人具有適應與解決問題的本能傾向，當陷入困境、感受到問題帶來的痛苦時，便會自然產生想要改變的動機，此為該模式願意運用短期處遇即可推動改變的理論依據，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任務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由Reid與Epstein提出的短期、結構化、聚焦具體任務之社會工作處遇模式；其非病理取向的基本假設——問題肇因於能力或資源的情境性限制而非個人缺陷，是本類考題常見的辨識重點。

正解：結案評估的核心精神是以案主（服務使用者）為中心，檢視服務歷程本身的成效與適切性，因此正確的結案評估指標應包括服務目標是否達成、服務是否符合使用者需求、使用者對結果是否滿意；而B「服務提供者的績效是否提高」的評估對象是機構或工作者自身的績效表現，屬於機構管理層次的考核指標，而非以案主服務歷程與結果為核心的結案評估指標，兩者評估目的不同，故本題選B為不應納入之選項。

A、C、D：三者皆屬正確且必要的結案評估面向，共通點是皆直接扣連案主與服務本身——A檢視服務設定之目標是否已如期達成；C檢視服務內容與過程是否切合使用者實際需求，避免供給與需求脫節；D則檢視使用者主觀感受上對整體服務結果的滿意程度。三者分別從目標達成、需求切合、主觀滿意三個角度評估服務成效，皆是結案評估應納入的正確指標，與B機構績效導向的錯置形成對比。

本題考點：結案評估（Termination Evaluation）應以案主與服務歷程為核心，涵蓋目標達成、需求切合、案主滿意度等面向；機構績效考核則屬另一層次的管理指標，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正解：醫務社會工作進行心理暨社會評估時，社會系統紀錄法常以4Rs作為紀錄架構，四要素為角色（Role）、反應（Reaction）、關係（Relationship）、資源（Resource），分別記錄案主在家庭與社會系統中的角色扮演、對疾病或處境的情緒反應、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品質，以及可運用以解決問題的資源。選項C所述「Recovery（症狀恢復情況）」並非4Rs四要素之一，屬於醫療病程或預後的臨床概念，而非心理暨社會評估的社會系統紀錄要素，故本題選C。

A：Role（社會角色）確實是4Rs之一，記錄案主在家庭、職場等社會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角色功能是否受疾病或處境影響，屬正確的4Rs要素。

B：Reaction（情緒反應）確實是4Rs之一，記錄案主及其家屬對疾病、住院或處遇的情緒與心理反應，屬正確的4Rs要素。

D：Resource（資源）確實是4Rs之一，記錄可用以協助案主解決問題的內外在資源，包括家庭支持、社會福利資源等，屬正確的4Rs要素。

本題考點：社會系統紀錄法4Rs（Role、Reaction、Relationship、Resource），為醫務社會工作心理暨社會評估（psychosocial assessment）常用的紀錄架構，用以系統性掌握案主的角色、情緒反應、人際關係與可用資源。

正解：本題描述的激勵策略聚焦於克服案主「內在障礙」所導致的動機不足（悲觀、宿命、玩世不恭），其主要步驟環繞在協助案主重建對解決問題與成功的信心與意識，具體包括：確定案主自身的能力與興趣領域以界定「可做的」工作、針對這些可做的工作進行演練以增加信心，以及鼓勵案主具體指出想要改變的特定目標。這些步驟共同的著力點都是案主的「內在」（能力、信心、目標意識），至於「改變外在環境中之障礙與不穩定因素」屬於對案主所處外在環境進行資源連結或環境介入的工作，並非針對案主內在動機障礙所設計的激勵步驟，故本題應選出的「不包括」項是 D。

A：確定案主的能力和興趣之領域、以界定「可做的」工作，是激勵案主的起始步驟——透過釐清案主具體能勝任、有興趣投入的事務，讓案主從可做的小事重新累積成功經驗與信心，屬題幹所述激勵步驟之一，故不選。

B：為解決而演練這些工作，是在界定出可做的工作之後，進一步透過實際練習、預演，讓案主降低對未知與失敗的焦慮、逐步建立自我效能感，同屬激勵案主內在信心的具體步驟，故不選。

C：鼓勵案主指出改變的特定目標，是協助案主把原本模糊、悲觀、宿命的態度轉化為具體可努力的方向，讓案主對改變有清楚且可執行的目標意識，同屬激勵內在動機的步驟，故不選。

本題考點：案主動機與內在障礙，描述悲觀、宿命、玩世不恭等態度如何削弱案主改變動機，以及透過界定可做工作、演練、設定改變目標等步驟重建案主信心與動機意識的激勵策略；與資源連結／環境介入的區辨，後者處理外在環境障礙，並非本題所指激勵案主「內在動機」的步驟範疇。

正解：兒少保護服務體系依介入強度與是否使兒少離開原生家庭，通常區分為支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與替代性服務三類；替代性服務（substitute care）是指當原生家庭已無法或不適合繼續照顧兒少時，由外部資源全面或部分取代親職功能、使兒少離開原生家庭安置的服務，包括收養（永久性地由收養家庭取代親生父母角色）、寄養（由寄養家庭暫時性提供替代性照顧）與機構安置（由兒少福利機構提供集體式替代性照顧）；「托養」則屬白天或短期委託照顧性質，兒少仍以原生家庭為主要照顧場域，並未真正離開原生家庭、由外部全面取代親職功能，性質上較接近補充性服務而非替代性服務，故托養「不屬於」替代性服務，本題選 B。

A：收養使兒少永久脫離原生家庭、由收養家庭全面取代親職角色與法律上的親子關係，屬最徹底的替代性服務型態，非本題答案。

C：寄養由寄養家庭在一段期間內提供家庭式替代性照顧，待原生家庭功能恢復或另覓永久安置前作為過渡安排，屬替代性服務，非本題答案。

D：機構安置由兒少福利機構以團體生活方式提供替代性照顧，適用於暫無合適寄養家庭或有特殊照顧需求的兒少，同屬替代性服務，非本題答案。

本題考點：兒少福利服務三分類（支持性、補充性、替代性服務），依兒少是否離開原生家庭及外部介入取代親職功能的程度區分；替代性服務（Substitute Care），指收養、寄養、機構安置等使兒少離開原生家庭、由外部資源全面承接照顧責任的服務類型。

正解：個案管理者在進行資源確認與集結時，常見的機構特性相關潛在問題包括：特殊需求個案所需的協助超出現有可用資源、機構提供不充分或具誤導性的資訊、機構所提供的資源訊息未能適時更新等，皆屬個案管理文獻常見列舉的潛在問題；「機構宗旨與使命經常改變」並非此類文獻中列舉的典型潛在問題項目，機構宗旨使命通常具有相對穩定性，並非資源確認過程中被特別強調的障礙類型，故本題選 C。

A：特殊需求個案（如罕見疾病、多重障礙者）所需要的協助，經常超出目前社區內既有、可用的資源範圍，是資源確認過程中常見且被廣泛引用的潛在問題。

B：機構提供不充分或具誤導性的服務資訊，會使個案管理者難以準確評估資源是否符合案主需求，也可能妨礙適當轉介，屬資源確認過程中的潛在問題。

D：機構的服務項目、收案條件、聯絡方式等資源訊息若未能隨機構實際運作狀況適時更新，將導致個案管理者依據過時資訊轉介個案而徒勞無功，是資源確認過程中常見的潛在問題。

本題考點：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中的資源確認與集結，指個案管理者評估、確認社區中可用資源及其機構特性、以利有效轉介個案的實務過程；此類機構特性潛在問題列舉屬特定教科書之整理內容，作答時宜留意其未必窮盡所有可能情境。

正解：老人整合性評估中，心理與認知功能評估工具用以評估認知功能（如記憶、定向感、判斷力）或情緒狀態（如憂鬱程度），而非日常生活功能。SPMSQ（簡版認知量表）與CDR（臨床失智評分表）皆用於評估認知功能與失智嚴重程度，GDS（老人憂鬱量表）用於評估情緒憂鬱狀態，三者皆屬心理與認知功能評估工具；而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量表）評估的是老人使用電話、購物、理財、服藥管理、交通等較複雜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屬於功能性評估而非心理與認知功能評估，故本題選C。

A：SPMSQ（簡版認知量表）是用來快速篩檢老人定向感、記憶力等認知功能狀態的工具，屬於心理與認知功能評估，並非本題要選的答案。

B：CDR（臨床失智評分表）用於評估失智症的嚴重程度分期，涵蓋記憶、定向力、判斷解決問題能力等認知面向，屬於心理與認知功能評估，並非本題要選的答案。

D：GDS（老人憂鬱量表）用於篩檢老人的憂鬱情緒狀態，屬於心理層面（情緒）評估工具，並非本題要選的答案。

本題考點：老人整合性評估（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工具分類，心理與認知功能評估（如SPMSQ認知篩檢、CDR失智分期、GDS憂鬱量表）與日常生活功能評估（如ADL基本日常生活功能、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分屬不同評估面向，是老人社會工作實務常考的工具辨識重點。

正解：社會工作專業預防業務過失、保障服務品質與專業信用的途徑，通常著重在制度性與知識性的強化，包括機構層面的品質保證與風險管理機制、社工人員個人的法律知識與素養提升，以及機構督導制度對執行過程的監督與控管。B「社會工作人員必須加強與媒體溝通與互動之能力」屬機構公共關係、危機處理或形象管理的範疇，與從根本上預防業務過失發生的機制並無直接關聯，媒體溝通能力至多是過失發生後處理輿論的技巧，而非預防過失本身的途徑，故選 B。

A：機構增加品質保證及風險管理，是透過制度性機制事前辨識、監控與降低服務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疏失與風險，屬預防業務過失的核心途徑之一。

C：社工人員增加法學素養、充實法律責任與業務過失的相關知識，能使社工在實務執行中更清楚了解自身行為的法律界線與責任範圍，從而在源頭上減少因不諳法規而觸法或造成過失的機會，是預防途徑之一。

D：增加機構督導制度之監督與控管功能，透過督導對第一線社工的個案處遇進行檢視與指導，能及早發現執行上的疏漏並予以糾正，屬預防業務過失的重要機制。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業務過失（malpractice）的預防途徑，核心在制度性的品質保證與風險管理、督導監督機制，以及社工人員個人的法律素養，媒體溝通能力屬公關範疇而非預防過失的機制。

正解：規範倫理學主要分為義務論（deontology）與目的論（teleology）兩大陣營，其中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是以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是否帶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來判斷行為正當與否，正屬於目的論的代表流派之一，而非義務論，故C敘述有誤，選C。

A：規範倫理學區分義務論與目的論兩大主要陣營，此為倫理學界普遍採用的基本分類架構，敘述正確。

B：義務論主張某些規則、權利與原則本身具有內在正當性，不論後果如何都應被遵守、不可任意違反，此為義務論的核心特徵，敘述正確。

D：目的論主張行為是否正當，取決於該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是善是惡，即以結果評斷正當性，此為目的論的核心主張，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中義務論（Deontology）與目的論（Teleology）之區分，前者重規則與義務本身的正當性，後者重行為後果之善惡；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屬目的論之代表流派，主張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行為正當與否的判準。

正解：本題要選出對Papell與Rothman三種團體工作模型敘述「錯誤」者。三模型中，工作者角色的對應是：社會目標模型的工作者扮演「影響者」（influencer），引導成員發展社會意識與公民參與；治療模型的工作者扮演「變遷媒介者」（change agent），將團體作為改變個人偏差行為或問題的工具，主動運用專業技術促成個人改變；交互模型的工作者則扮演「中介者」（mediator），居間協調個人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需求落差，促進成員彼此的互助。C將「變遷媒介」的角色歸給交互模型，實則該角色屬於治療模型，交互模型應為中介者，角色與模型錯置，故C敘述錯誤，選C。

A：社會目標模型的中心概念確為社會意識與社會責任，其強調培養成員成為具公民參與能力與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此為正確敘述。

B：治療模型視團體為治療個人問題行為的工具與情境，成員被界定為需要接受專業協助、如同接受社會化訓練與消費性服務的案主角色，此為正確敘述，也印證了該模型工作者主動介入改變個人的「變遷媒介者」定位。

D：三模型可依取向再分類：社會目標模型與治療模型皆有明確的預設目標，屬於「目標模型」；交互模型則著重成員互動歷程中的相互需求與協助，較不預設固定目標，屬於「過程模型」，此為正確敘述。

本題考點：Papell與Rothman（1966）團體工作三模型（social goals, remedial, reciprocal models），依發展先後為社會目標模型、治療模型、交互模型；三模型工作者角色的對應（影響者、變遷媒介者、中介者）是本題最核心的辨析重點，也是團體工作理論的常考細節。

正解：本題經考選部公告，答 A 或 B 或 AB 者均給分。爭點在於題幹自訂的狹義定義與教科書的分類架構不一致。題幹把治療性團體限定為「具有心理干預目的、處理內在本質重點」的團體；依此狹義標準，社會化團體以社會技巧與角色學習為重點、支持性團體以情感支持與因應能力為重點，兩者都不以處理內在心理本質為核心，都可主張不屬於治療性團體。但若依 Toseland 與 Rivas 的分類，支持、教育、成長、治療與社會化五類同屬處遇性團體，則本題並無正確答案。標準不同結論相異，故並列給分。

B：與正解並列給分。社會化團體的目標是透過活動與互動學習社會角色與人際技巧，重點在行為與角色而非內在心理歷程。

C：諮商團體以成員的情緒與人際議題為工作對象，涉及內在心理歷程的探討，符合題幹的狹義定義。

D：心理治療團體處理較深層的心理困擾與人格議題，是最典型符合題幹定義的類型。

本題考點：團體的分類架構。第一層區分是處遇性團體與任務性團體——前者以成員本身的改變為目的，後者以完成組織任務為目的。處遇性團體之下常見五類：支持、教育、成長、治療、社會化，各以情感支持、知識傳遞、潛能開展、症狀改善、社會功能為焦點。作答時要注意題目採用的是這套廣義分類，還是像本題一樣自訂了「以心理干預為限」的狹義定義，兩者會得到不同答案。

正解：Mary Richmond於1917年出版《社會診斷》，奠定社會工作「診斷學派」的基礎，其核心論述包括以科學化、系統化步驟蒐集案主與環境資訊、找出問題成因（即「診斷」），並強調理解個人問題時須考量家庭與社會環境脈絡。C所述「重視人們正向能力，若能得到支持即會以自身能力採取行動」，其實是二十世紀後期優勢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與增強權能（empowerment）取向的核心主張，強調案主的能力與資源而非問題與缺陷，時間點與理論脈絡都晚於且有別於Richmond診斷學派「找出問題核心」的取向，並非《社會診斷》的論述內容，故選C。

A：Richmond所處的年代正值社會工作從十九世紀慈善組織會社（COS）友善訪視員單方面施予救濟（do for）的傳統，轉向專業化、講求與案主共同工作（do with）的助人關係，此一轉變正是《社會診斷》確立專業方法論的重要意涵，屬其論述內容。

B：《社會診斷》一書的書名本身即點出其核心方法——以科學化、有系統的步驟蒐集案主相關資料，藉此有組織地釐清問題成因、找出核心，這正是「診斷」一詞在社工方法上的原始意涵，屬其論述內容。

D：Richmond強調個人行為與問題須放在其所處的家庭與社會環境脈絡中理解，重視個人、家庭與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此種考量個人及其家庭與社會環境脈絡的取向，是《社會診斷》的重要主張，屬其論述內容。

本題考點：Mary Richmond與《社會診斷》（Social Diagnosis, 1917），確立診斷學派以科學化蒐證、找出問題核心、重視人與環境互動為方法論核心；優勢觀點與增強權能（Strengths Perspective / Empowerment），是後期強調案主正向能力與自主行動的取向，常與Richmond早期診斷學派對照出題。

正解：本題依世界衛生組織 1980 年國際損傷、障礙與殘障分類（ICIDH）三層架構作答。「殘障」（handicap）指個人因損傷或障礙而處於不利地位，導致其無法勝任依年齡、性別、社會及文化條件所應扮演的正常角色，選項 A 的敘述正是這個定義，故選 A。

B：選項將「障礙」定義為「日常生活活動的功能限制，而且是一種偏差行為的表現」，前半段「功能限制」大致貼近障礙（disability，指身心功能受限、無法以正常方式或範圍執行活動）的概念，但後半段把它說成「一種偏差行為的表現」則是錯誤添加——障礙是功能狀態的描述，不是行為偏差的判斷，這種偷渡進「偏差」字眼是常見的誘答手法。

C：選項把「損傷」定義為「因天生缺陷而導致從事某項活動時能力受到限制」，這其實混淆了「損傷」（impairment，指心理、生理或解剖結構或功能本身的缺損或不正常）與「障礙」（disability，指因損傷而導致活動能力受限）兩個層次；且損傷未必是「天生」，也可能是後天疾病或意外造成，選項限定為天生缺陷並不準確。

D：選項把「失能」定義為「任何心理、生理或解剖學上的組織或功能有缺損或不正常現象」，這段文字實際上是「損傷」（impairment）的定義，被錯置到「失能」項下，是典型的三層概念互相調包的誘答設計。

本題考點：ICIDH 三層架構（損傷 impairment、障礙 disability、殘障 handicap），分別對應「身體結構或功能本身的缺損」「因損傷而生的活動能力限制」「因損傷或障礙而在社會角色扮演上處於不利地位」三個遞進層次，是身心障礙定義題的核心誘答結構。

正解：貧窮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此一概念強調的是「社會結構性」因素——如就業市場性別歧視、薪資性別差距、育兒與照顧責任分配不均等——導致女性陷入貧窮與脫貧不易的現象，而非將原因歸諸於女性的「生理因素」。A將貧窮風險歸因於生理因素，忽略了此概念本欲凸顯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性成因，與貧窮女性化核心精神相反，故本題選A為非核心概念。

B、C、D：三者皆屬貧窮女性化概念所描述的核心現象——B指出女性貧窮人口高於男性；C指出女性脫離貧窮的難度高於男性；D指出以女性為戶長的家庭比以男性為戶長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貧窮。三者雖描述面向不同（貧窮人數、脫貧難易、家庭型態），但皆屬此概念意圖呈現的現象性描述，與題目所問「核心概念」相符，故不選。

本題考點：貧窮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指因社會結構與制度性因素（如就業歧視、薪資差距、照顧責任分配），使女性與女性為戶長之家庭較男性更易陷入貧窮、且脫貧更為困難的現象，是社會政策領域分析貧窮性別化的重要概念。

正解：格林伍德（Greenwood）提出專業的五項特質為系統的理論（systematic theory）、專業權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社區認可（sanction of the community）、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專業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選項D「社會或社區認可」即對應「社區認可」此一特質，故選D。

A：專業的職業公會（如同業公會、專業學會）是專業發展過程中常見的組織形式，但並非格林伍德所列五項特質本身，而是專業建制化後衍生的產物。

B：政府核發的證照制度屬於「專業權威」被國家法制化承認後的具體措施之一，但證照本身是制度性工具，並非格林伍德原始定義的五項特質之一，是容易與「專業權威」混淆的誘答。

C：全職有薪的工作是一般職業（occupation）普遍具有的特徵，幾乎任何工作都可能是全職有薪，這是區分「職業」與「專業」門檻過低的特徵，並非格林伍德用以界定「專業」獨特性的五項特質之一。

本題考點：格林伍德（Greenwood）專業五特質（five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是社會工作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理論中判斷一項職業是否構成「專業」的經典判準。

正解：Morales 與 Sheafor 提出社會工作存在的三個使命，因三者英文字首均為 C 而稱 3C's——照顧（caring）、治療（curing）與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照顧指對無法自我照顧者提供支持與保護，治療指協助個人與家庭處理已出現的問題與失功能，改變社會指改革造成問題的制度與環境條件。慈善（charity）屬社會工作專業化之前的濟貧傳統，並非其專業使命之一。因此正確組合是①②④，故選（B）。

A：此組合納入慈善而漏掉治療。慈善是專業化之前的施予傳統，與強調專業知識、案主權利與制度改革的現代社會工作使命不同。

C：此組合同時納入慈善並漏掉改變社會；改變社會正是社會工作區別於其他助人專業的關鍵使命。

D：此組合漏掉照顧而納入慈善；照顧是三個使命中最基礎的一項，指向那些無法自我照顧而需長期支持的對象。

本題考點：3C's 使命的內涵與其對應的實務層次。三者恰好對應三個介入層次——照顧對應支持與保護性服務（長照、兒少保護、身心障礙服務）、治療對應個案與團體處遇（諮商、家族治療、行為改變）、改變社會對應政策倡導與社區組織。把「慈善」排除的理由值得記住：社會工作的價值前提是權利而非施捨，服務是案主應得的而非給予者的恩惠，這個轉變正是專業化的核心。

正解：依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二條規定，社會工作師執行之業務包括對行為、社會關係、婚姻、家庭、社會適應等問題之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此為社工師法定業務範圍的核心內容，故本題選 C。此規定以「社會暨心理」取向處理個人與其社會環境互動所生的問題，是社工師區別於其他心理專業人員的關鍵所在。

A：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心理衡鑑屬臨床心理師法所定臨床心理師的業務範圍，需運用心理測驗等工具評估個人心理功能，非社工師法定業務。

B：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屬諮商心理師法所定諮商心理師的業務範圍，以諮商晤談處理心理適應問題為主，與社工師著重的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在方法與訓練上不同。

D：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與障礙之心理治療屬臨床心理師（或醫師）的業務範圍，性質上屬醫療處遇行為，非社工師執行業務所及。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二條所定社工師業務範圍，與臨床心理師法、諮商心理師法所定業務範圍的區辨；三種專業各有其法定核心業務（社會暨心理評估處置、心理衡鑑、心理諮商／治療），是跨法規辨異的常考題型。

正解：助人會談（interview）不同於日常閒談之處，在於會談是社工基於特定專業目的（如評估需求、擬定處遇計畫）而事先設定方向、有結構、有意圖進行的專業行動，會談的每個階段都服務於這個既定目的，這種有目的、有計畫的特性，正是助人會談區別於一般談話最核心的特色，故本題選 A。

B：一般談話固然常迴避尷尬或不愉快的話題，但助人會談恰恰相反──當案主的困擾、創傷或衝突正是評估與處遇的核心內容時，社工必須有意願、也有能力陪伴案主觸及不愉快的感受，才能真正協助案主處理問題，故需避免不愉快的感受並非會談特色，反而違背助人會談的精神。

C：助人會談以案主的需求與福祉為焦點，社工的角色是傾聽、引導與協助，而非與案主對等地互惠交換自身的意見與感受；一般朋友間的談話才較接近雙向互惠的性質，這點正是助人會談與一般談話的重要差異，而非其相似之處。

D：助人會談除了口語內容外，還高度仰賴觀察案主的表情、肢體語言、語氣等非口語線索來理解案主的狀態，並非僅使用口語交換訊息；一般談話反而更常只停留在口語層次的閒聊，故此敘述描述反了會談的特色。

本題考點：助人會談（Helping Interview）的專業特性，指社會工作會談具有目的性（purposefulness）、結構性與案主中心（client-centered）取向，並整合口語與非口語溝通，這些都是它與日常談話的關鍵區別。

正解：Gross 與 McMullen 的求助歷程模式描述個人從遇到困難到尋求協助的一連串心理歷程，其第一步是「問題的覺知與界定」——個人必須先意識到自己正面臨某個困擾、並將其界定為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之後才可能評估求助的成本、選擇求助的策略方法，最終做出是否求助及向誰求助的決策，故本題選 C，為整個歷程的起點。

A：求助的成本考量（例如求助是否會被貼標籤、耗費金錢或時間）是在個人已經覺察並界定問題之後，評估「是否值得求助」時才會出現的考量，屬於歷程中段而非起點。

B：求助的策略與方法（例如要向誰求助、透過何種管道求助）同樣建立在已經覺知問題、且經過成本衡量之後，才會進一步規劃如何求助，屬於後段的行動規劃，不是第一步。

D：求助的決策選擇（決定是否求助、選擇求助對象）是整合了問題覺知、成本考量與策略評估之後所做的最終決定，時序上排在最後，而非最初的第一步。

本題考點：Gross 與 McMullen 求助歷程模式，描述個人從問題覺知、成本考量、策略選擇到決策求助的階段性歷程，其中「問題的覺知與界定」為起點，也是後續一切求助行為的前提。

正解：本題問Thompson的PCS反壓迫模型三層次何者敘述正確。此模型將壓迫的形成與展現分為三個相互鑲嵌的層次：P（Personal，個人層次）、C（Cultural，文化層次）、S（Structural，結構層次）。選項D正確指出S代表結構層次，涉及法律、制度、組織政策等社會結構如何系統性地製造與延續壓迫，故本題選D。

A：P在此模型中指個人層次（Personal），涉及個人的態度、信念、偏見與行為如何展現壓迫，而非政治層次（politics），選項將P誤解為政治層次，是常見的誘答。

B、C：二者犯了相同的概念混淆——都誤把字母C所代表的「文化層次（Cultural）」看成其他名詞：B誤解為社區層次（community），C誤解為階級層次（class）；但PCS模型中的C指共享的價值觀、規範與意識形態如何使壓迫被視為理所當然、成為集體共識，並非社區或階級本身，兩者皆屬對字母代表意涵的誤植。

本題考點：PCS反壓迫模型（Personal-Cultural-Structural Model），由Neil Thompson提出，說明壓迫如何同時存在於個人態度、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三個層次並相互強化，是社會工作反壓迫實務（anti-oppressive practice）的核心分析架構。

正解：危機理論主張危機通常是暫時性的狀態，且有一定的發展階段（例如衝擊、混亂、嘗試因應、重新適應等），但每個人經歷危機、恢復平衡所需的時間長短則因人而異，這是危機處遇模式對危機本質最基本且正確的描述，故本題選 B。

A：Caplan 對危機的分類，是將可預期、伴隨生命階段轉換而來的危機稱為發展性危機，而將無法預料、突發的意外事件所引發的危機稱為意外性（情境性）危機；本選項把「無法預料」與「發展性」、「階段轉換」與「意外性」兩兩對調配對，恰好與 Caplan 的原始分類相反，故錯誤。

C：危機處遇模式的重點在於協助案主盡快穩定情緒、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功能水準，聚焦於當下的因應與資源動員，而非對案主的心理問題進行完整、深入的診斷分析，故本敘述錯誤。

D：需要案主轉變既有認知型態或調整角色定位的介入需求，較屬於認知行為取向或其他長期性介入模式所處理的課題；危機處遇模式強調的是短期、聚焦於恢復平衡狀態的因應，並非以改變案主根本認知或角色為目標，故本敘述不適用於危機處遇模式。

本題考點：危機理論與危機處遇模式，主張危機具暫時性、階段性但持續時間因人而異；Caplan 對發展性危機與意外性（情境性）危機的分類，是常與危機處遇模式本質對照出題的重要概念。

正解：Pincus 與 Minahan 於系統理論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中，將工作過程界定為四個次系統：案主系統（client system）、變遷媒介系統（change agent system）、標的系統（target system）與行動系統（action system）。四個選項中並沒有「評估系統」這一項，評估（assessment/evaluation）只是社工實務歷程中的一項工作內容，而非該模型所定義的四個次系統之一，故本題選 D。

A、B、C：三者皆屬 Pincus 與 Minahan 模型中確實存在的次系統，故不選——A 案主系統指尋求或需要服務、並與變遷媒介系統訂立契約的個人或團體；B 變遷媒介系統指提供改變助力的社工員及其所屬機構；C 行動系統指社工員為達成改變目標而與之合作、共同採取行動的人員或資源。題目問「不包括」者，這三者既屬模型內容，故不選。

本題考點：Pincus 與 Minahan 四大次系統模型，即案主系統、變遷媒介系統、標的系統、行動系統，是系統理論取向社會工作實務的核心分析架構；標的系統（target system），指變遷媒介系統企圖影響或改變、以達成目標的對象，是本題選項中被刻意省略、常見易混淆的次系統。

正解：本題要找出對倫理學觀點描述正確的選項。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強調人際間的關懷關係與情感聯繫是道德的基礎，主張應透過教育與社會服務等具體實踐，培養並發揚關懷他人的美德，這與社會工作強調關係與同理的專業本質高度契合，故本題選D。

A：目的論（consequentialism/teleological ethics）判斷行為道德價值的依據是行為所帶來的「結果」是否產生最大效益或善果，而非行為者的「動機與價值」；A把「重視結果」的判準誤植為「重視動機」，其實較接近義務論常被誤解的一面，故錯誤。

B：義務論（deontology）重視的是行為本身是否遵守道德規則或義務（如是否符合普遍化的道德法則），而非「行為者本身」，B把義務論的判準對象由「行為是否合乎義務」偷換成「行為者」，其實較接近德行倫理學關注行為者品格的取向，故錯誤。

C：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判斷道德的重點在於行為者的「品格與美德」是否良善，而非行為所帶來的「結果」；C把「重視結果」這個目的論的判準誤植給德行倫理學，故錯誤。

本題考點：規範倫理學三大取向——目的論／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重結果）、義務論（deontology，重行為本身是否合乎義務）、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重行為者品格）；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強調透過關係與具體實踐培養關懷美德，常見於社工倫理討論。

正解：瑞莫（Reamer）提出處理倫理困境的對照比較原則（ethical principles screen），其中一項原則為：個人在自由意志下同意遵守的法律或機構規定，通常應優先於個人依據自身信仰、價值與原則所採取的行動。C敘述將此順序顛倒，稱「個人的信仰、價值與原則優先於……法律或機構規定」，與Reamer原則相反，故為錯誤敘述，本題選C。

A：他人的基本福祉權優於個人的自決權，是Reamer原則之一——當一人自決可能傷害他人基本福祉時，他人的基本福祉應優先受到保護，敘述正確。

B：個人自我決定權優於其自身基本福祉，是Reamer原則之一——即個人有權為自己做出即便可能損及自身福祉的決定，此為對自決權的尊重，敘述正確。

D：個人基本福祉權利優先於法律、規定以及民間組織中的規則，是Reamer原則之一——當法律或機構規則與個人基本福祉（如生命、健康）發生衝突時，基本福祉應優先受到保障，敘述正確。

本題考點：瑞莫倫理原則檢視表（Reamer's Ethical Principles Screen），是一套用以排序、比較不同倫理原則優先順序的架構，協助社工在倫理困境中判斷何者應優先考量，其中「自願同意遵守之法律規定」與「個人信仰價值」何者優先，是常見考點。

正解：依美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起草人喬瑟夫（Joseph）所提出的倫理決策模式，其實施歷程的第一步，是先從實務工作所處的環境或機構脈絡出發，具體分析當前存在的倫理難題或困境究竟為何，唯有先釐清問題的性質與範圍，後續才能進一步辨識受影響對象、列出可能行動方案並評估其利弊得失，故本題選 A。

B：找出所有可能被影響到的個人、團體、組織，是在確認難題性質之後，進一步釐清該倫理困境牽涉範圍的步驟，屬於分析問題之後的後續步驟，而非模式的第一步。

C：找出各種可能行動並評估每種行動的利弊得失，是在釐清問題與受影響對象之後，才能進行的方案研擬與評估工作，屬於決策歷程中段偏後的步驟，而非起始步驟。

D：明確指出那些義務是社工一定要執行的義務，涉及對專業倫理義務優先順序的判斷，通常是在充分掌握問題脈絡、受影響對象與可能行動方案之後，才能進行的價值權衡步驟，並非模式的第一步。

本題考點：喬瑟夫（Joseph）倫理決策模式，強調倫理決策應依序從界定困境、辨識受影響對象、列出行動方案與評估利弊，到判斷應盡義務的邏輯步驟進行；此類倫理決策模式的步驟順序，是社會工作倫理議題常見的考點類型。

正解：本題問Biestek所提出的個案工作七大原則「不包括」何者。Biestek提出的專業關係七原則為：個別化、有目的的情感表達、適度的情感介入、接納、非批判的態度、案主自決、保密，七者聚焦於工作者與案主一對一互動中應秉持的態度與技巧；B「案主的權益倡導」屬於社工在巨視或政策層次為案主爭取權益、進行社會行動的角色（advocacy），並非Biestek七原則所涵蓋的範疇，故選B。

A：個別化（individualization）強調認識並尊重每位案主的獨特性，是Biestek七原則之一，故非本題答案。

C：有目的的情感表達（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指工作者應有目的地鼓勵並接納案主表達其感受，是七原則之一。

D：「適當的情感介入」即Biestek所稱之「適度的情感介入」（controlled emotional involvement），指工作者對案主的情感表達須敏銳回應、同時保持專業節制，是七原則之一。

本題考點：Biestek個案工作專業關係七原則（casework relationship principles），包括個別化、有目的的情感表達、適度情感介入、接納、非批判態度、案主自決、保密；權益倡導（advocacy）則屬社工的另一項專業角色，非此七原則的範疇。

正解：本題所問的社會工作倫理原則，是依 2008 年 3 月 28 日內政部同意核備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所明文列出的原則項目；依該版守則總則所列，其明文使用的原則用詞包含尊重、正義、守法等，而「自決」雖是社工核心價值與案主權利概念，主要體現於守則本文對案主的服務原則之中，並非總則列名的原則用詞，故本題選 A。

B：尊重是守則總則明文列出的原則之一，強調對案主及所有服務對象人格尊嚴與價值的重視，並非本題應選項。

C：正義同樣是守則總則明文列出的原則之一，關注資源分配、服務機會公平性等面向，並非本題應選項。

D：守法亦是守則總則列舉的原則之一，要求社工執行業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範，並非本題應選項。

本題考點：社會工作倫理守則（2008 年內政部核備版）總則所明文列出的倫理原則項目；案主自決（Client Self-Determination）作為社會工作核心價值與工作方法，與守則總則正式列名的原則用詞是兩個層次的概念，作答時需留意題目問的是守則原則條列本身。

正解：本題描述「為避免少年因進入司法體系而日後被標籤化，將其轉移至其他體系尋求合適的專業協助，輔導行為改過向善」，此即少年司法中的轉向概念——在正式進入司法程序前，將少年轉介至社政、教育、醫療等其他體系接受輔導或處遇，以避免標籤效應對少年造成的負面影響，故此類服務方案稱為「轉向方案」，答案為 B。

A：外展方案指社工主動走出機構、深入社區或街頭接觸潛在服務對象，提供初步關懷與轉介，重點在「主動接觸未主動求助者」，而非「避免標籤、轉移司法體系」的處遇邏輯，與題意不符。

C：自立方案通常用於協助安置機構中的少年或脫離家庭照顧者，培養其獨立生活、就業與經濟自主能力，重點在「自立生活能力養成」，並非本題所述避免標籤化、轉移體系尋求協助的司法轉向概念。

D：中途方案多指安置於機構與返回家庭或社區之間的過渡性照顧安排，重點在銜接與過渡照顧，而非本題所強調的避免進入正式司法程序、轉向其他體系輔導的核心目的。

本題考點：轉向方案（Diversion Program），指少年司法體系中，為避免少年因進入正式司法程序而被標籤化，轉而將其導向其他體系接受輔導處遇的制度設計；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說明正式司法處遇可能因烙印效應而強化偏差行為，是轉向方案的理論基礎。

正解：題幹所述經專業團隊協助找出身心障礙者無法完成工作的問題與困難，進而調整工作內容、改善環境或提供輔具，以協助其增進工作能力、提升工作效率與產能，正是職務再設計（job accommodation/redesign）的定義——針對障礙者個別工作障礙，就工作方法、工作環境、輔具與職務內容進行調整，使其能勝任原有或調整後的工作，故本題選B。

A：支持性就業服務是指在競爭性職場中，由就業服務員提供障礙者一定期間的現場訓練、陪同與逐步淡出的支持，重點在協助障礙者進入並適應一般職場的就業歷程，而非針對既有工作內容、環境或輔具進行調整的作法。

C：職業重建是指整合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等多項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整體歷程與體系名稱，範圍涵蓋職務再設計在內，但題幹描述的是其中一項具體措施而非整體歷程，用較上位的概念取代具體措施是常見誘答。

D：職業輔導泛指協助案主認識職業性向、選擇職業方向或進行就業準備的服務，重點在職涯方向的引導，而非針對既有工作進行調整內容、環境或提供輔具的具體措施。

本題考點：職務再設計（Job Accommodation / Job Redesign），指針對身心障礙者個別工作障礙，調整工作方法、環境或提供輔具以提升其工作能力與產能的具體措施；職業重建（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體系，指涵蓋職務再設計在內、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整體服務歷程。

正解：本題要辨識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核心主張——科技本身被視為一股具自主邏輯、不受社會意志左右的獨立力量，其發展會反過來帶動、形塑整個社會的變遷，選項 C「科技是帶動社會變遷的新興力量」正是此一主張的精確描述，故本題選 C。

A：烏托邦觀點（utopian view）對科技抱持樂觀立場，認為科技本質上有益、能為人類帶來進步與福祉；選項卻把它描述成「不能迷信科技，必須受到質疑和解構」——「解構」一詞其實是後現代觀點慣用的批判姿態，本題把後現代式的懷疑論述貼在「烏托邦」的標籤下，方向恰好相反。

B：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真正的主張是：科技並非中立、自主的存在，其意義與價值是由使用者、制度與文化脈絡在社會過程中共同建構出來的；選項卻說它「認為科技可以改善現存的社會問題」，這其實是烏托邦觀點對科技功效的樂觀期待，被錯貼到社會建構論名下。

D：後現代觀點（postmodern view）著重解構科技進步的宏大敘事、質疑其表面中立性；選項所述「科技並非中立的工具，其價值是社會所建構的」，內容其實正是社會建構論的核心命題，被誤植到後現代觀點之下。

本題考點：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主張科技是獨立於社會意志、能反過來驅動社會變遷的力量；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Technology），主張科技的意義與價值由社會脈絡建構而非中立客觀；烏托邦與後現代科技觀，分別代表對科技樂觀肯定與批判解構的兩種立場，三者的主張內容互相錯位嫁接，是本題最容易混淆之處。

正解：本題問轉介（referral）的正確作法。當社會工作者不宜或無法為案主提供良好服務時，應本於專業分工原則，主動尋求資源整合或為案主安排適當的專業轉介，讓案主銜接更合適的服務資源，這是轉介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故本題選A。

B：轉介時應充分告知案主轉介的原因、去向與未來服務方向，讓案主在知情的情況下參與決定、降低不確定感與抗拒，B主張「不宜充分告知」與轉介應遵循的知情同意精神相反，是錯誤作法。

C：轉介牽涉個案服務資料的移轉，原則上須在取得案主同意、並基於銜接服務所必要的範圍內，將相關資料告知後續服務機構，才能使新機構有效接手服務；C主張「基於隱私一律不告知」會使後續機構無法掌握必要資訊，反而影響服務銜接品質，並非正確作法。

D：轉介並非服務關係的終結，社工在轉介後仍應適度追蹤，確認案主是否順利銜接新機構的服務、有無中斷或適應困難，以「避免造成案主依賴」為由完全不追蹤，可能使案主在轉銜過程中求助無門，是錯誤作法。

本題考點：轉介（referral），指社工在專業分工原則下，為案主媒合更合適的服務資源，過程中應充分告知案主、於必要範圍內取得同意後移轉服務資料，並於轉介後持續追蹤銜接情形。